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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春天,我作为“自然之友”的代表,访问了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EDF),那是一个成立于1967年、有30万会员的著名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EDF的创始人说,他们最初只有10个人和在客厅里的思想——必须要干点事。我不禁笑了。梦开始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最初只有4个人,还有在公园里的思想。
在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我们终于走到一起,组织起来。虽然我们并不清楚究竟能干什么、能走多远;仅只是走到一起的相知相遇就足以令人陶醉。我清楚地记得,与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初识,那种心灵的感应和震荡,以及远道而来的朋友那种“找到组织了”的欢欣。我们并不敢乐观地预言什么,我们仍会感到自己的单薄和渺小,但我们不再是完全被动、无能为力的了。
从观众寥落的绿色讲座开始,“自然之友”开始了不自量力的“启蒙”。为无告的大自然的代言是那么微弱,“绿色”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符号和社会理念不仅令人陌生,令人警惕,而且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显得那么不合时宜。然而,我们深信大多数人的理性和向善之心,相信青年和儿童,相信春风和种子的力量。“自然之友”以羚羊车、野马车为标志的流动环境教育逐渐形成特色;直接参与滇金丝猴、藏羚羊等濒危野生动物的救助保护,显现了NGO最初的存在。正是在这十年,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当城市市民的环境意识普遍由“浅绿”进入“中绿”时,在大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中,则出现了成片的“深绿”(当然,这并不都是NGO和环境教育的成效,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老师)。在这个绿色的大家庭,不仅有绿色的理想和追求,也有绿色的友谊和爱情。在“自然之友”的春节联欢会上,荡漾着这样温馨的话语:
“绿色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十几个省,上万个农村孩子的心里;
“羚羊”满载着老师们的爱和孩子们的欢乐一路走来;
“野马”沉甸甸的步伐里饱含着志愿者的艰辛和孩子们的希望;
观鸟组的“鸟人”们追随飞鸟的痕迹,寄情于青山绿水之间;
合唱队乘着歌声的翅膀,翱翔于爱与关怀的天空……
在我看来,“自然之友”最令人欣慰、最积极的成就,是它所产生的巨大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今天,无论在北京、上海、深圳,从可可西里到香格里拉,以及在重庆、南京、武汉、西安、石家庄、襄樊……到处都活跃着“自然之友”和众多NGO的身影。积十年之成效,中国的NGO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显著存在。虽然在他们为大自然请命的抗争中,可以说是败多胜少;但他们仍然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积极行动,屡败屡战。他们是一群无私的挑战者、清醒的奉献者、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因而,他们经常被人视为天真或偏激。然而,社会并不总是循着“聪明人”的意志。回头看时,我们竟然比当初所能想象的走得更远,正如龙应台在获文学奖时的感言,“好象在漂泊的路上忽然发现一蓬当年种下的金盏菊,刚好盛开”。
去年以来,中国的民间环境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突出标志,是NGO的整体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显著增强。2003年底,迫于NGO、大众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在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江堰附近兴建的杨柳湖大坝工程下马——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此后,在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河怒江拦筑13级大坝的水电开发项目,由于众多学者和NGO 坚持不懈的质疑反对,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转机。在北京,也有一些积极的事态。由于“自然之友”多位人士的干预,大兴区改变了兴建“亚洲最大的斗牛场”、引进野蛮的西班牙斗牛的初衷。“自然之友”观鸟组对圆明园改建工程无视生态保护,导致大量野生鸟类消失的批评,引起社会的共鸣和政府的重视……
事情的确正在发生变化。它所显示的,是中国社会整体的进步,反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主张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正在日益深入人心。2004年初,在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理念由学界和民间的思想正式转变成为国家的路线方针——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它被恰当地命名为“科学发展观”。这一变化的到来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它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产生的深刻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这一巨变也显示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NGO可能的生存空间。伴随政治文明的建设,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的充分发育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要基础,公众的广泛参与将成为一个有限政府依法行政和科学决策的基本机制。如果说,在第一个十年,中国的NGO是从无到有,是播种和启蒙;那么,在下一个十年,NGO将从小到大,做大做强。NGO将承担更加多样化的使命和任务,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满足更多的社会需求。环境教育的概念由此获得扩大和延伸。对儿童和农村的教育仍然是重要的;对城市社区和成人,尤其是对干部的教育也同样重要。知识普及、观念传播作为一种基础教育是重要的,通过公众参与揭示问题和影响决策,则是一种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教育。在这一过程中,NGO不仅需要突破和反对,也需要诊断和建设,既要提出问题,也要善于解决问题。在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中,环境保护的视野必然扩大为社区建设、乡村建设,因为没有群众基本生存环境的改善,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和环境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以人为本,才有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这一切的前提,是NGO自身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NGO所面临的巨大发展机遇同时意味着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它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确立民主、公正、开放、透明的价值,保持其自下而上的活力和民间性,提升自身的水准、能力和社会公信力,力争在促进可持续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成为制度文明建设的示范。
十岁的“自然之友”还是一个小小少年,初露头角而前程远大。我们应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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