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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3日，三名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贵州省六枝县登山探洞时发生事故，其中黄德同学不幸坠崖身亡。各大媒体以及登山界的同志们又是好一阵热烈讨论。联想到2002年8月北京大学登山队攀登西夏邦马不幸遇难的五位同学，有同志对民间登山活动老是出事提出了不少从攀登技术层面到思想层面的各种批评建议，还有的说要中国登山协会全面的负起责来，除了对登山收费发证之以外，要对各种登山探险活动给予监督和指导。
我的看法：不管你怎么严格管理和指导，要杜绝登山死亡事故是不可能的。登山，特别是雪山，本来就是一个危险性较高的活动，死伤事故是正常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哪年登山活动里要是连一个人都没死那才是不正常。
不少老同志不明白这个道理，认为加强管理和指导就可以解决登山事故问题。出发点是好的，但这只是一厢情愿。雪山上的情况瞬息万变，别说是业余登山者，就是专业人士的死亡也在所难免。1991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在云南梅里雪山上几乎全军覆没于雪崩，死亡17人。那可是中国国家登山队和日本登山界的精英份子。
在我看来对各种登山探险活动给予严密监督和指导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山太大了。别的山有多大我不清楚，西藏阿里冈仁波齐的山脚转一圈就有57公里，2002年我花了两天半才走完。冈仁波齐才6800米高，其他大山如珠穆朗玛转一圈保不准就有上百公里，你总不能绕着山脚修一围墙，上挂一牌子：未经登协监督指导严禁入内！而且珠穆朗玛的另外一半在尼泊尔，咱又没有治外法权。 就算中国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在山脚修一长城，并派解放军叔叔严加看守，也保不准。柏林墙才几公里长，守在那里的部队N多，爬墙而过的人也不在少数。
冈仁波齐是藏传佛教本教和印度教三大宗教的神山，大家都说那山神圣，绝对爬不得，体委和登协没谁会批准你爬。说的很有道理，不过在冈仁波齐转山的两天半我一路都在为官方如何有效管理冈仁波齐未来的登山活动而担忧，我觉得那山大得一塌糊涂，谁要是真的想爬，背个包随便从哪都能往上蹿。
扯远了。回到登山与死亡这个话题。 要减少山难，最关键的是要对各伤亡事故认真分析总结，尽量减少类似事故的发生。2002年北大登山队西夏邦马山难后，我看到的只是各大媒体和登山人士侃侃而谈，至今也没看到2002年山难的详细总结报告，不知道北大山鹰登山队是谁在负责。我觉得这也是登协等官方机构的失职。建议以后谁不认真写出完整的事故报告就不准该队继续攀登，别给他们发登山许可证。让他们爬墙好了。
山难是痛苦的。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死亡的威胁也加强了登山运动的吸引力。如果说由于各方面的努力，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彻底杜绝任何山难的发生，那登山的人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了。有一个电影，说的就是一帮城市富翁实在闲的无聊了，赌博吸毒都不能给他们带来快感，他们就发明了一种真正的杀人游戏。那些难度高的雪山，其刺激绝不在杀人游戏之下，珠穆朗玛的登顶死亡率是20％左右，最危险的安纳普尔纳雪山的死亡率是60％，10个登顶成功就有6个死亡，这样反而引起了很多人的攀登欲望。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偏激，但太确定的事情确实没什么意思。
作为一个登山菜鸟，我是绝对理性的。7500米级的雪山我挑了一个安全系数最高的 － 穆士塔格。据说隔一年才死一个，算起来死亡率应该在2％左右。即便是这样，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出发前我把剩在防潮箱里的摄影器材都分送了朋友，要是我没回来这些摄影器材都送给他们。人可以死，但是旅游人文和山地风光摄影事业要继续。
其实也不能说是理性的。任何爬雪山的决定都是非理性的，明明知道有N％的概率会死还要去玩，那不是半疯了是什么？ 呆在城市里泡巴和女人要安全得多。不过一旦做了去爬雪山的非理性决定，后面的每一步都要超级理性，要不然爬雪山就和习惯性自杀没有什么区别。我在这里强调的理性，不但包括详细的前期准备和攀登过程中安全第一理念的彻底贯彻，还包括下山之后的总结与反思。出了事故的要反思，安全下了山的也要分析总结。每次下山后闭门思过三日并形成详细的文字，这对自己以及今后的攀登者都有诸多益处。我们消灭不了山难，但要尽可能的去消灭它。
我们不能因为车祸就不开车，也不能由于山难就不登山，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之后，舞照跳，马照跑，山照登。每一个登山者都要有承受山难的胃口，死亡率是摆在那儿了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胃口，最好别玩这个。
不光是对登山者， 对喜欢报导死亡事件的媒体记者们我也有同样的胃口期望。希望记者们每一次山难后不要再乱写不负责任的未经专业考证的花边新闻，简短的报导即可，留下版面给以后详细的专业（及官方）山难报告，每一位登山者都会感谢您。
真的够了，不管是登山人士还是记者编辑，对雪山伤亡事故请勿再大惊小怪，自己吓自己，动摇登山运动的群众基础。游泳池也淹得死人，而雪山比游泳池要大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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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7-27 17: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