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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先生说:“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他将这种误解归结于自己对历史的无知,而产生这种误解的又何止秋雨先生一人呢?我想应该归结于当今山西经济的贫乏与落后。“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的年代逝去已久。即便如此,在历尽沧桑的山西大地,我们依然可以寻见当年晋商鼎盛的影子,位于祁县东观镇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即可作为引证。
从太原往南约五十公里,就到了乔家大院,因其主人名叫乔致庸,庸是中庸,取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之意,所以大院正名为乔“在中堂”。大院富甲一方,富丽堂皇,占地8700多平方米,分为6所大院,20进小院,313间房屋,从高处俯瞰,为“双喜”布局、城堡式建筑,一条平直通道将六院分隔两旁,院与院相衔,大院之内又有小院,或套,或跨,或四合,或角道,结构讲究,各具特色,院内石刻、砖雕、彩绘、木镂、门窗、椽檐、阶石、栏杆无不匠心独运,造型精巧,就连屋顶上的140余个烟囱也决不雷同,被诸多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罕见的一颗明珠”,乔家当年之富可窥一斑,也难怪有人游完以后会发出“到了这里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富贵”的感慨。
开创了乔家大院最初家业的是乔致庸的爷爷乔贵发。在乔家史料院,我们见到了这位黑瘦朴实老农的画像。乔贵发从小父母双亡,家中一贫如洗,无奈寄食舅舅家中,却因舅母歧视,又回到乔家堡独立生活。乾隆初年,为谋生计怒走西口,拉骆驼,磨豆腐,生豆芽,开草料场,一步一个脚印,并比西方早几十年开始玩期货交易,做起了买树梢的生意。有了雄厚的资本,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大,几年时间就成为包头一带的商家首富。乔家经七世后倒闭,经营约200余年。最鼎盛时,乔家的票号、钱庄、商号、当铺、茶庄、粮行曾遍及全国除新疆、台湾以外的全部省份,有汇通天下之势。乔家家产丰厚,除乔家堡外,在北京、云南、上海等地都有房产,仅发迹地——包头就有房屋1000余间。至于家中所藏金银玉器、珍宝古玩,更是难以计数,现存犀牛望月镜、九龙灯等均为国之瑰宝。
站在大院门外,仰头可见“古风”二字遒劲潇洒,涵盖着乔家质朴的生活作风。“古风”之上“福种琅环”匾,据说是光绪二十六年,慈禧出逃西安途径山西,为济燃眉向各商家借银,乔家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倾其美肴,感动了慈禧所赐。福种琅环即琅环福地,是传说中神仙的洞府,慈禧赐匾大概是要把神仙之福播种在乔家吧。
进入大院,首先要迈门槛,门槛很高,意为高门出贵,门槛高了也可挡财不外流。门槛就是主人的财气,只可跨,而不可踩,否则就把财气踩没了。院内屋顶多呈船侧反倾、单坡顶状,可以汇雨水流入院内,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就是为何“晋中一大怪,房屋半边盖”的道理,可见晋中商人造屋时用心之良苦。大院所有院落都有正偏之分,正院是主人居住的地方,偏院是仆人居住的地方,正偏院之间有门相通,但门闩一定要设在正院,主人便掌握了出入开闭的主动权。为了显示主仆尊卑差异,仆人的屋子一定要比主人的低,只有更夫可以例外,居于主人之上。当年张艺谋选择乔家大院作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外景地的时候,一眼就相中了高高在上的更夫小屋,却被改成吊死姨太太的地方,顿时变得阴森恐怖起来。
有人说《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发生在乔家大院的真实故事,实在有点冤枉了乔家老爷,想乔家治家之道甚严: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绝对不会出现妻妾成群的样子,更不会把丫环雁儿活活冻死。治家之道外,乔家还有自己的发家秘诀、生意经,如:发挥百分之百的潜能、善于发挥部属的才干与智慧、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人弃我取、薄利多销等,至今仍可为众商家借鉴。
拍完《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把影片中所用的大红灯笼全部留给了乔家大院,使大院又增添了一道耀眼的景色。但愿这串串大红灯笼能照亮山西经济再度繁荣与显赫,因为晋商的衰落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我们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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