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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们讨论《孔繁森》。我们围桌而坐,索菲娅换了衣服,肚脐装改成了T恤衫。魏安妮还是一身休闲,费米穿着一件圆领衫,两只胳膊抱在胸前,盯着他的电脑。
“你们都看了吗?有什么感想?”我问。
索菲娅说:“我和魏安妮一起看的,我们不明白,孔繁森总是对他的司机和秘书说‘
你嫂子’——你嫂子在电话里哭了没有?你嫂子在拉萨不会有事吧?……这里的‘你嫂子’指的是谁?是什么意思?”
T恤盖住了她的肚脐,我的思路敏捷多了,“‘你嫂子’的意思就是‘我老婆’。这是孔繁森跟别人称呼自己的妻子。同样的道理,孔繁森的妻子如果对别人说‘你大哥’,她的意思就是‘我丈夫’。这类称呼在中国北方农村很普遍,它表明了谈话者之间的亲近关系。”
索菲娅困惑地扬起黄眉毛,“亲近关系?什么样的关系?能举个例子吗?”
“手足关系,也就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孔繁森这样说的前提是,他的司机和秘书是他的弟弟,当然这种兄弟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费米来了兴致,放下二郎腿,身体前倾,“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就成了梁山好汉吗?我去过山东,看过断金台,《水浒传》里有一百零八个好汉,他们都是兄弟。就像《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关、张一样,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这可能是孔繁森先生的个人习惯。”这句苍白无力的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这根本不是个人习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的群体认同。
幸亏罗伯特救了我,“我看,称呼的改变,说明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
费米耸了耸肩,往嘴里扔了一块口香糖。
索菲娅却来劲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孔说‘你嫂子’就意味着他老婆?假如听话的人也有嫂子,不是会发生误会吗?”
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解释:“不管听话的人有没有嫂子,他们都不会产生误会。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语言环境。”
魏安妮站起来,“汉语里有谦称、有敬称,还有爱称,请问,你嫂子、你大哥这种称呼属于哪一种?”
我被问住了。
“这种称呼既不是谦称,也不是敬称,更不是爱称,它们只能算是……”
茫然之中,突然来了灵感,“它们只能算是昵称——表示亲密的称呼。”
魏安妮问:“我可以用这种昵称跟中国人聊天吗?”
“可以。”话虽这么说,可是一想到这些老外一口一个你大哥、你嫂子地跟国人聊天,我的后脊梁就一阵阵发冷。
费米停止了嚼口香糖,“孔对司机、对秘书常说你嫂子,也就是说,他是他们的大哥。作为地委书记,他是不是违反了党的纪律?”我疑惑地看着他,“你是不是认为他只能叫他们小张老李或者是同志?”
费米说:“我认为这里面有一种不平等——他可以随便叫别人,可是人家都得叫他孔市长、孔书记。魏安妮,你的统计数字呢?”
魏安妮早有准备,翻开笔记本,“根据我的统计,在这部影片中,人们叫孔市长十九次,叫孔书记八十二次。这个统计数字的误差不超过正负二。”
她举起笔记本转身朝着同学们,笔记本上画着四个表格,每个表格最上面的一行都填写着官衔——市长、书记、秘书长、主任、乡长、局长,下面是统计数字,最下面一行是总数。
没见过这么看电影的。
我指着她的本子,“通过你的统计,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魏安妮扶扶眼镜,“我的结论是,在中国,上级可以随便叫下级,叫他们的名字,叫他们的姓,甚至跟他们称兄道弟,但是下级不能随便叫上级,他们必须在上级的姓后面加上市长、书记、局长、主任等官衔。我认为,这种语言学现象表明,中国是一个等级十分严格的国家。”
嘿,这个小丫头还真有一套。我好奇地问:“《孔繁森》你看了几遍?”
她张开两手,伸开十指,“十遍。”
突然,罗伯特发话了:“我建议你再看十遍。”
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吓了一跳。
罗伯特:“让你再看十遍的意义是,弄清楚叫孔书记的人属于党内还是党外,也就是说,是藏族老太太这样叫他,还是地委领导班子的人这样叫他。”
魏安妮:“这有什么区别吗?”
罗伯特:“我是说,按照中共中央文件,阿里地委领导班子应该管孔叫同志,而不能叫他的官衔,但老百姓只能叫他书记。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该叫什么好。因此,你还需要再做一番统计,看看有多少人违反了党纪。”
魏安妮:“这并不难,但是,这不是我想研究的问题。”
罗伯特:“如果你嫂子她丈夫,也就是你大哥要求你这样做呢?”魏安妮糊涂了,“谁?谁要求我这样做?”
罗伯特指着自己的高鼻子。
教室里沉静了几秒钟,随即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只有我无动于衷。中国大片or美国编导?
讲《孔繁森》的时候,我就暗下决心,下堂课一定要讲《红河谷》。一是让他们欣赏欣赏中国的大片,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了解了解西藏的历史——西方人对西藏的侵略史,以改变西方传媒给他们的误导。
一见我进门,费米把手伸向了我,表情从悲悯变成了愤怒,“为什么,为什么,那个白痴琼斯还活着!”
我吓了一跳。我知道,他在模仿《红河谷》里面的那个英国记者琼斯,可是,琼斯怎么成了白痴?
“那你为什么认为琼斯是个白痴?”
费米:“他很可笑,不是吗?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可是他却要入伍当兵?他反对暴力却不阻止暴力。你说,这个英国人不是白痴是什么?”
我反驳费米:“不,他只不过是个军人,你不能要求他单枪匹马地阻止国家机器发动的不义战争。我不觉得他可笑,倒觉得他值得同情。”
不知道碰了哪根筋,费米霍地站起,两只手在空中挥舞着,“同情?他值得同情吗?不,没有人会同情他!我讨厌他,我恨他,他是个伪君子,是个懦夫,是个白痴,是个胆小鬼!
他爱西藏人,他知道感恩,可是,他却什么也不做,眼看着他的军队杀人放火,杀掉他们的救命恩人,污辱他所爱的女人,这算是什么军人?!作为男人,一个英国绅士,他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是,他却要假模假样地跪在那里问天问地!”
我吃了一惊,不知所措。
费米又恶狠狠地加上一句:“他不是一个活人,是个符号,是个传声筒!”
托马斯冷冷地插了一句:“一个好莱坞的变种,butmadeinChina.”
费米发泄完了,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从衣袋里掏出一盒万宝路,又“腾”地站起来,开门出去,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上。
教室里突然安静了,那几个新来的学生窃窃私语。
索菲娅打破沉默,“这个电影是不是外国出了钱?我的意思是好莱坞投了资?”
“没有。”我摇头,“这是中国国产大片。”
索菲娅有些疑惑,“那……它的编导一定有美国背景。”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索菲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因为……因为它像汉堡包,有一股美国味。”
“美国味?在这个电影里,你看出了美国味?你指的是什么?”
索菲娅皱皱鼻子,好像要从空气里闻出《红河谷》的美国味似的。“我说的美国味是指它照着美国人的想法编故事。你看,美国的东边是高原,中部是平原。东边的河水会向中部流,所以,一个人如果从东边的河里掉下去,会从西边的河里漂上来。我到过拉萨,还沿着黄河走过整整一天,我的帽子在内蒙古的一个地方掉到了黄河里,中国朋友告诉我,它可能会出现在陕西、河南或者山东,但是绝不会出现在西藏。”
托马斯强辩:“美国人能把越南炸平,为什么不能让黄河的水倒着流呢?”
我明白了,他们是说,这个电影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中国的地形西北高、东南低,而美国的地形是东部高、中部低。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电影的编导一定是美国人———他按照美国的地形改变了黄河的流向。让雪儿从黄河掉下去,从雅鲁藏布江里漂上来。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就注意到,在国内,这个片子刚公映的时候,我还写过文章批评过这一点。我本以为老外们不会注意到这种细枝末节,没想到这些家伙对中国地形还挺熟。
一直闷头不语的魏安妮说话了:“我怀疑,这个电影拿了中国旅游局的赞助。”
这个小女生也学会了出语惊人。
“你为什么这么想呢?”我问。
魏安妮说道:“它让我们看黄河,看雪山,看圣湖,这些风景与电影的内容没什么关系?”
托马斯摇头,“不不,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这种文艺不是来自于历史,也不是来自于现实,而是来自于头脑。这种可爱的头脑根据需要制造观念,导演们就用这些观念来拍电影。这个电影有两个观念,一是爱国主义,二是民族团结。导演又制造了昂贵的包装盒———西藏的风景和民族的三角恋。”
“还有黄河的……瀑布。”魏安妮想起了电影开始的宏大场面。
“用中国报刊上的话讲,这就叫‘主旋律也要加强娱乐性’。”费米突然插话。他抽烟回来以后,一直没有插嘴的机会。
费米的解释惹恼了托马斯,“娱乐?谁娱乐?是侵略者娱乐,还是被侵略者娱乐?一伙强盗冲进你的家,烧了你的屋子,杀了你的父母兄弟,强奸了你的妻子女儿。你无法报仇,就编出一个故事来安慰家里人:坏蛋后悔了,他们的良心受到了谴责。他们跪在地上请求上帝的原谅,他们还掉了眼泪,哭得很伤心,他们非常痛苦,因为他们想知道为什么。”
我不得不对托马斯刮目相看,看来西方人也不是铁板一块,这个德国佬还挺有正义感。
但是,我还是得纠正他表述上的错误:“不,托马斯,你理解错了。良心受到谴责的不是坏蛋,是琼斯,他在为同胞中的坏蛋忏悔。”
托马斯一声冷笑,“忏悔,那要看是谁的忏悔,是英国人的忏悔,还是中国人替英国人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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