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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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过胡佳的事情后，我很欣赏，我甚至觉得他应该成为青年人的榜样。

　    一个27岁的青年，不计个人名利，为环保做过无数事情，最后累出了肝炎，刚刚出院又经常工作到清晨两三点。在我同事的电子信箱里，每天都有他做这些工作的大量信件，他所关注和处理的事情极其繁杂琐碎，但他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当时我充满疑惑地问我的同事，他没病吧？同事说，有，是肝炎。我又强调，他脑子没病吧。

　  “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寄钱了！”

　  胡佳在电话里的声音有气无力，他住处离我很远，又刚刚出院，身体不好，但他坚持要骑车过来找我，我们最后约定在报社谈。

　     那天早晨我到楼下接他，他完全一副现代青年打扮，矮矮的个子，头发发黄，还是烫过的，右手腕上拴着一串小菩提珠，背着沉重的双肩背包。他说话声音很小，听起来很费劲，我经常要让他重复一遍。

　     胡佳性格安静，气质文雅，待人彬彬有礼，态度谦逊得令人吃惊，似乎永远在为别人着想，在和我谈话时，不断有人打他手机，问他一些琐事，每次他都要小声对我说一句“对不起”，然后转过头去压低声音接听，惟恐打扰了别人，他的这种儒雅，在我遇到的年轻人当中，实在少见，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装出来的。

　    胡佳没有工作，他如今干环保没有收入。但他曾经有过，他是首都经贸大学信息系的毕业生，喜欢电脑，这样的专业在社会上应该是很好找到工作的。1 996年毕业，胡佳应聘到北京电视台做编导，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专长顺利发展下去，但就在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一个中国汉子和一个日本老人的治沙奇缘》，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至今，胡佳还清楚记得这篇报道发表的时间、标题和作者的名字，谈起这些，胡佳平静中仍掩饰不住激动。一个年轻人，由于一篇报道，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似乎太偶然了，但胡佳强调，其实在学生时代，他就一直关注中国荒漠化的问题，还曾和同学们计算过要种多少树，才能改变中国荒漠化的现状，胡佳说，其实我们那时太幼稚，想得太简单了。

　    1996年春节，胡佳从别人给的压岁钱中拿出100元寄往内蒙古———那篇报道中的治沙所在地，当时胡佳23岁。23岁的男人还接受压岁钱，让我觉得有些别扭。

　     之后，胡佳就给当地打电话，问是否接到了他的100元钱，接电话的是个女孩子，她肯定地回答说，收到了。胡佳很奇怪，《人民日报》发行量那么大，那篇报道又写得那么好，电话估计会被打爆的，怎么这么容易就说收到了？女孩子的回答更让胡佳吃惊，“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寄钱了！”

　     这时，胡佳的好朋友，一个叫林易的男孩儿也看了报道，也像胡佳一样激动，他当时有工作有收入，于是两人在林易生日那天启程，去了内蒙古。

　    到了内蒙古，林易当即拿出3000元钱捐给当地，两人又和那位日本老人以及当地的工作人员在那儿种了一个星期的树。当时是初春，都是冻土，一镐下去，冻土没有任何反应，手震得生疼。

　     胡佳在那里听说日本每年都有上千人来这里种树，从日本到这里费用是很高的，于是他就想知道中国来这里的人数，结果让他异常失望，从准确意义上讲，他和林易，是中国来这里的头两个志愿者。

　     寄钱，胡佳是头一个；自费志愿来这里种树，他和林易又是头两个。相比日本人，这个现实无论如何都让胡佳难以接受。

　    “你不觉得自己有一种强迫症吗？”

　     后来胡佳只在北京电视台干了一年，就离开了那里。他成为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员。

　     为搞环保，他去过许多偏远的自然保护区，把自己的积蓄贴了个一干二净。

　     之所以从北京电视台出来，是因为胡佳深深感到在中国搞环保，资金绝对重要，在以往搞环保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资金造成的遗憾，已经使胡佳痛在心里，他报名参加了一个项目经理培训班，他期望能在自己学成之后，去搞装饰工程，先挣到一笔钱，再回过头来搞环保。

　     一年之后，他如愿拿到了项目经理证。

　     我问胡佳：“参加这个培训班要多少钱？是谁给你出的？”

　     他回答：“几千元，是父母出的。”

　     挣钱对胡佳来说并不容易，他看不惯谈项目那些人赤裸裸的物质欲望，饭桌上经常喝得面红耳赤，胡佳说：“我是佛教徒，是不喝酒的，那些人比起环保圈子里人的素质，差远了。”

　    最终，胡佳放弃了先挣钱的想法，他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

　    胡佳在“自然之友”工作，只能拿到搞环保项目的钱，比起社会上的正式工作，那收入真是微不足道，但胡佳并不在乎，他喜欢这样整日奔波忙碌以及被需要的感觉。

　    我问胡佳肝炎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他说其实在几年前就曾感觉浑身没劲儿，在给香港“地球之友”驻京联络处做联络员时，找地址，办手续，又感到从未有过的疲乏，后来才查出是得了肝炎，但当时没有在意。工作是胡佳生活的第一需要，他根本无法停止下来。

　     胡佳曾有过一个很好的女朋友，是学医的，身边有这样一个人，他应该知道乙型肝炎对人的一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说：“胡佳，你的肝炎实际上是被你自己耽误了。”

　     胡佳只是摇头，无奈地笑。

　     我又问：“这么长时间吃素，是不是已经营养不良了？看你说话都没有底气。”

　     他说：“佛教并不一定拒绝吃肉，我是一个居士，但我已经习惯吃素，不能再吃肉了。”

　     胡佳说父母从小很娇惯他这独子，他对父母也非常依赖，因此把女朋友也外化成了家人。女朋友早上给他煎好中药放在一旁，到晚上却发现他根本没有喝一口，这使女朋友非常伤心。女朋友当时正在读研究生，也很忙，但她还是经常照顾胡佳，给胡佳发信劝他注意身体，好好养病，而胡佳是个工作狂，非常固执，根本不听劝告，女朋友说他：“你总是管别人的事情，什么时候能管管自己？”女朋友觉得胡佳根本没有把她放在眼里，最终伤透了心，离开了他。

　    胡佳说，女朋友的导师不愿意他俩交往，认为她条件好，将来还可以出国去干。而胡佳却连正式工作也没有，作为一个男人，他知道自己不能给她带来幸福。女朋友曾发信让胡佳放弃工作，好好治病。胡佳难过地说：“我现在才懂了她的话。”

　     胡佳直到现在仍然坚信他能找回女友，他说：“她不是嫌弃我的病，是因为我太固执，不理会她的劝告，忽略了她的存在。”

　    我问：“你凭什么找回女友？”

　    他说：“想找个兼职的工作，在家里做的，不用到处跑，这样既能养病，又能干工作，但我又怕干不好这样的工作，我已经习惯现在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看成维系一个网络的必要因素，不把一天的事干完就睡不着觉，晚的时候早上四点才睡，第二天七点又起来，心里实在不踏实。”

　    胡佳大量的工作是撰写E—MAIL，联系各种与环保有关的事情，告诉别人谁的电话，谁的地址，在哪里找到材料，发放材料等等，其实不论是“自然之友”还是香港“地球之友”的工作，由于得病住院，他早就卸任了，但出院之后，即便没有正式职务和收入，他还是在做原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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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应该明白，中国的环保状况，不会由于失去你的工作，变得更差，地球离开你，也会照样运转。”

　     他温和地笑：“我知道这些，但就是放不下。”

　     “你不觉得自己有一种强迫症吗？”

　     他平静地说：“也许吧。”

　    “我没有退路，对将来我都不敢想”

　     自从认识他之后，我的信箱里每天都能收到胡佳给别人的大量信件，开始我还封封必看，后来只要打开信箱我就要先删除他的信件，因为我担心自己信箱的容量有限，以致最后不得不给他发了一封信，告诉他，请不要再给我的信箱里发这些信，你的材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但即便如此，我仍被胡佳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为人所感动，他从小喜欢自然界的一切，他说人应当和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友好相处，和谐生存，他认为目前社会学的意义过于狭窄，只是以人为主，人不应当觉得自己高于动物，社会学应该是广义的，把整个自然包括进去。人与动物的冲突关键在人，是人把动物的生存环境破坏了，他们只能到人的田地里来，人类应当反省一下，这个根源究竟在哪儿。

　     他说以前他就与佛教很亲近，1997年皈依了佛教，因为佛教讲究与人为善，他说如果现在有个小蚂蚁爬到他的胳膊上，他不会把它捻死，而要轻轻捏住，放到地上；早上起来，如果他看到一只小麻雀害怕地飞走，他会难受一天，他说，小鸟本来是不应当怕人的。伤害一个动物，并不代表你这个人有力量，而保护动物才说明你的力量。

　     胡佳告诉我，他从小就喜欢小花小草，认为可以和它们对话，用小喷壶给花浇水，他会觉得很甜蜜，看到一棵小树长得很慢，他就会问，你怎么啦？怎么还没长高呀？是我给你的水少了吗？是你的养分吃得不够吗？但他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养这些东西了，因为一旦养不好心里会愧疚很长时间，他说将来年老他要养一大院子花草，种很多很多树。

　    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他看到藏羚羊群奔跑，飞驰如电，他坐在车里感觉自己也是个动物，大家都是朋友，那是人家的家，而我们跑到人家家里来了。看到藏野驴，他又觉得特别可爱，很想上去拍拍它们圆圆的屁股，让它们快跑，并对它们说，如果将来有人用枪对着你们，你们就这样跑。

　     胡佳说，他很难想象，人类怎么可能会想到去杀它们，它们和你是一样的，怎么能打呢？

　     胡佳说起这些，声音比原来稍高了一些，语速也快了，真的就像一个单纯的孩子，和胡佳在一起，总感觉他离我很远，好像他生活在另一个鸟语花香的世界里，那是他幻想的世界，他始终在为那个世界全力奋斗着，但那却不是我们现实中的世界。

　     我很想到胡佳的家里去看看，他不同意，他说：“妹妹曾说我，驴粪蛋，外面光，我的房间真的很乱。”

　     我问：“你的房间乱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去看看你生活的环境。”

　     他最后同意了，说你要有思想准备，会跌破眼镜的。

　    我问胡佳：“以后你就一直没有收入无偿搞环保？从‘自然之友’出来后你靠什么生活？比如住院，比如看病？”

　     他说：“靠父母。”

　     胡佳的父母都已经六十60多岁，都曾被打成右派，退休之后还在一家小公司干着，胡佳说，他们干不是为了挣钱，是当作一项活动。

　     我问：“你所有的一切都要靠父母，他们怎么不是为了挣钱？难道你家很富裕吗？”

　     胡佳摇头。

　    “你将来怎么办？这样拼命地工作，身体怎么能好？女朋友怎么可能回来？你将来打算成家么？总不能靠父母一辈子吧？”

　     胡佳对我的问题无法回答，他深叹一口气说：“我没有退路，对将来我都不敢想，我知道不能老这样花父母的钱，我知道要想成家立业每月要有起码的收入，我知道如果我娶了妻子就有义务让她生活得好，但这一切我都不敢想，让我现在不工作我做不到，我希望找回原来的女朋友，如果我们能和好，哪怕只活一天我都愿意。”

　     我立刻说：“这是你心里的愿望，但你不觉得自己有些自私吗？”

　     胡佳认真地说：“我很爱她，我也知道可能性不大，她对我看得太清楚，这些方面我直到现在一点没改，我就像在高速行驶的车上，无法停下来了。”

　    一个27岁的男人，没有收入，身体不好，女朋友走了，对未来不敢想，胡佳只能拼命工作，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别人，考虑工作，考虑环保，他不敢想自己。

　     “能不能见到你的父母？”我问胡佳。

　     他说：“最了解我的，是我原来的女朋友和好友林易。”

　     林易，就是那个和胡佳一起去内蒙古种树，并捐给当地3000元的年轻人。

　     他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血路

　     我和林易通电话问他的住址，他也问了我的住处，我们同时说：“这么远。”

　     于是我们取中，又定在报社。

　    这是一个帅小伙儿，高高的，瘦瘦的，牛仔裤，大背心，腰里系着小腰包，大眼睛透出很冷的目光，脸上很少有笑容，说话从容，性格沉静，用时下的话说，他长得很酷。

　     本来想从林易嘴里多了解胡佳，没想到，才和他谈几句，我们就辩论开了，竟整整辩论了一个上午，因为我实在不能接受他那些脱离实际的、绝对的，甚至有些偏执的观点。

　    林易是那种已经建立了自己思维系统的青年，和他谈话，总觉得很吃力，本以为自己绞尽脑汁唇枪舌剑占了上风，说服了他，他却经常低下头，暗暗一笑，又在很远的地方找回来，让你不由得产生一种失败感。

　     他特别讨厌私人汽车，认为私人汽车从对环境的污染，最后发展到了对人心灵的污染。

　     我说在当前这个快节奏的社会，私人汽车给人们带来了效率和方便，它已经变成了人们的一种需要。比如我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只能跑两个地方，做两件事，但我有车就可以多做好几件事，这样就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他说，在中国50年代，并没有那么多私人汽车，人们不是也在工作着，生活着？

　     我说，你想让国家回到过去？

　    他问，过去有什么不好？

　    他和我谈到环保汽车，他说其实所谓“环保汽车”无非是尾气排放达标的低污染汽车，但环境不仅仅包括空气，还包括矿产、水、土壤等资源以及各种野生生物及其生存环境。如果从“大环境”的角度看，所谓“环保汽车”是根本不存在的。

　     汽车生产是耗能大户，它需要大量的金属、煤炭、橡胶、塑料、水和其他相关材料。在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消耗以及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会随着“环保汽车”的推广、汽车总量控制的解禁而大幅上升，综合地看，“环保汽车”会给环境带来更大的破坏。

　     我说在目前情况下发展“环保汽车”，应该是对环境保护的一种积极措施，你不生产“环保汽车”，汽车总量并不可能降低。他又说，我没有绝对反对私人汽车，但我反对用政府行为强行鼓励和推广。

　     和胡佳不一样的是，林易活得比较自我，他高中没毕业，由于经常和老师的意见不一样，学校不让念了。后来他做过营销，做过广告，最多时每月能挣四五千块钱，当他发现营销广告并不适合他时，就立即不干了，和胡佳一样，他也在“自然之友”干过，在那里他做的也是一些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但当他觉得如果这样干下去，他的一生都只能如此时，又立即回家不干了。他现在在家写东西，他说他要用这种方式闯出一条血路，他期望用自己的文字，来影响大家。

　     让我没想到的是，林易也吃素，他说是从1998年开始的，但他并不单纯信佛，他不喝酒，不上网聊天，朋友很少，平时喜欢一个人独处，思考问题。

　     中午在报社食堂吃饭，他挨个问，这个菜有肉吗？我问他，你不反对我在你旁边吃肉吧？他说，那是你个人的选择，但遇到好苗子，我还是要培养他不吃肉，我现在已经拉下两个人了。

　     我说你不吃肉，别人还在吃肉，靠你们这点微弱的力量，能改变动物的现状么？

　     他说，薪尽火传，纯粹化的信仰只能靠少数人传下来。这个时候，林易已经不像一个年轻的酷哥，更像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了。

　     吃过饭，我说我有一个请求，希望能到你家去看看，他犹豫了一下说，我也有一个请求，你不许照相。

　     林易的父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现在两人出去旅游了，只有林易一人在家。一进门他就像孩子一样对我说，我很热，要换衣服。我说，你换。换了短裤之后，他又掀着身上的大背心说，天热，我在家不穿上衣。我说，你脱。于是林易就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坐在我对面，又用那种沉静从容的口气，和我聊起来。

　    林易的生活非常俭朴，平时只上网发信，没有呼机没有手机，骑一辆旧女式自行车。但他却有两大书柜的书，大多是中国古代哲学方面的书籍，他每天晚上要打坐半个小时，然后看书写文章。一位曾经编发过他文章的编辑说，原以为文章的作者是个4 0多岁的人，后来才知道是个小帅哥，真让人不敢相信。

　     我要求看林易的文章，他给我打开了电脑，于是我看到了许多同他说话一样的条理清楚，行文从容的文字。

　    ———日前在哈尔滨太阳岛的鳄鱼表演馆，一位驯兽员在表演将头部放入鳄口的高惊险节目时“鳄鱼突然兽性大发”猛然把嘴合上，死死咬住了驯兽员的头，后经多人合力抢救才“鳄口脱险”，但头、脸部多处深度咬伤、失血较多。

　     数月前武汉广广蛇府的一名有12年杀龄的打工仔在宰杀一条毒蛇时，不小心被蛇反咬一口，后幸得蛇府老板慷慨解囊，以12万元包了一架飞机急赴广州抢救才保住了性命。

　     被毒蛇、猛兽咬伤乃至有性命之危本是一件值得同情的事情，但是我看过上述两则报道后的反应却是———自作自受！

　     当年澳大利亚移民开发的时候，外来者因为看上了澳大利亚草肥水美的环境资源，把兔子引入了澳大利亚，结果没有食草动物太多天敌的澳大利亚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增加了数以亿计的外来客。它们繁殖力强、破坏力大，成群的兔子几乎可以一夜之间消灭一片草场，不多久就制造出一片沙漠。

　    当地人无奈之下开始引进家猫欲以其作为兔子的天敌，控制兔子的数量。不想家猫到了澳大利亚看上了当地人的鸡，非但没有“镇压”兔子反而揭竿而起变成了野猫来袭扰农人。于是，野猫又成了头等问题。

　    失望的当地人又想起了狗，希望用狗降伏猫结束这场悲剧。谁料想，狗在澳大利亚登陆后，认定这里是天堂，纷纷离家出走在野外结成成群的野狗，攻击大到牛羊小如鸡鸭的所有家禽家畜，甚至有不少人也被野狗咬伤。

　     至此，当地人才幡然醒悟，这一系列悲剧的导演者恰恰是他们自己。如果，当初他们不自作聪明地引入兔子以及随后而来的猫、狗，那么今天的澳大利亚就不必每年耗费几亿元的巨资清理这些“不受欢迎的人”。

　     从城市中的鳄鱼、毒蛇伤人到澳大利亚的野兔成灾，所涉及的对象似乎远了一点，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其实不然，这三者有一点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之所以为害成祸，完全是由于他们出现在本不该出现的地方，而最初决定他们在何处安身的恰恰是后来叫苦喊冤的受害者———我们自己。

　     其实，真正的受害者还是动物们。无论是为我们表演供我们取乐的动物，还是放在盘子里满足我们口腹之欲的动物，其悲惨处境有多少人能够体察到呢？

　     鳄鱼、毒蛇只是咬伤人还未及致死，我们就“深表关注”，可是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在棍棒下委曲求全，在刀下被无辜屠戮，这难道就合情理吗？本来在自然环境中可以快乐生活的动物们被我们强行抓进城来，他们中的一些个体只不过做了一些应有的反抗就被我们斥为“凶手”、“发了兽性”，而当初我们将他们抓来的时候难道就是人道的吗？我们明明知道一些野生动物是危险的；我们明明不该去猎捕这些动物；我们明明可以和这些动物在各自的世界中相安无事，可是我们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甘冒奇险。这样的话，出了事儿是谁之过呢？

　     我记得从小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无论是生物、历史，还是政治课都告诉我，人和动物是有区别的，或在于人可以使用工具，或在于人可以进行思维。如今，随着我们对动物的了解，发现这些理论都是不成立的。依我看，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之处就在于一般的动物本能地趋利避害、远离危险，而人类则不然，人类既聪明又富胆识，特别善于给自己制造危险，并固执地以此为能。

　     在西方的新闻界讲究“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其大体意思是只有不平常或不合逻辑的事才值得被关注、被报道。那么，借用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我想恳切地提请媒体人士在今后对野生动物伤人事件的报道中，先要明确伤人动物身处何种环境，如果他是被人囚禁或正在遭受杀害，那么，我们还是先去质问一下某些人吧。

　     我问林易：“你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但靠这样的文章，将来可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吗？”

　     他低下头浅浅一笑：“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说要闯出一条血路呢？”

　   “我想给自己留3年时间，如果这条路不行，那我只好重新步入世俗社会，做我不愿做的事情。”

　     我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很羡慕你有这样的条件和决心，但3年以后，你就30岁了，你的女朋友还在上大学，你能保证你们的关系不发生变化？这3 年，你就一直这样靠父母生活？”

　     他平静地说：“如果发生变化我也没有办法，那只能当作我人生的一种体验了，作为男人，我应该给自己的妻子一个好的生活，我将会努力去做，至于生活，我维持在最低水准，尽量不给父母形成负担。”

　    林易有一个“儿子”叫阿龙，是一只漂亮的大白猫，7岁了，林易把它抱出来给我看，他把脸贴在阿龙脸上说：“你看它有病了，每天得吃好多种药，它还没睡醒呢。”

　     在我要离开的时候，林易让我先别走。他要让我看他养的大乌龟。

　     阳台上，一个洗手池里，巨大的两只乌龟吓了我一跳。“刚买来时才这么小，我养过好多种小动物呢。”林易得意地比划着，顷刻又变成一个可爱的大男孩。我想起上午他还在给我讲中国道家佛家的深奥理论，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人有些不可思议。

　     我搞不清楚，他和胡佳身上的一些特性，在现今的年轻人中，有代表性吗？他们真可以称得上是彻底的环保人士了，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谓巨大，但是，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其他年轻人身上可以复制吗？

　    “对自己都不能负责，怎么能对社会负起责任？”

　    回来之后，我把两个人的情况，对一个同样关注环保的老知识分子讲了，他沉吟了一下说：“他们两人，应该是搞环保人群当中的特例，他们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志愿者是志愿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奉献给社会，但首先应该不给社会添负担。他们没有收入，靠父母养活，却腾出时间来做环保事业，不论是在家写文章影响别人，还是做志愿者，这种作法，我都不赞成。快3 0岁了，还没有自己的工作，他们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不去做，或者不愿意去做，在外面是热心的环保人，而在家里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个不能对自己负起责任的人，怎么渴望他对社会负起责任？我不认为这样的人可以推广。”

　     而一个中年妇女却这样说：“不管他干什么，能这样努力学习，追求自己的理想，为社会做事，有大志向，如果是我的儿子，只要我有能力，养他一辈子都愿意。”

　    我说：“在你没有能力养活他们之后怎么办？”

　    “我看这两个年轻人总比现在浮躁的、整日追求金钱的孩子强，谁不愿自己的孩子学好呢？”

　     但她想了想说：“当然，如果能自己独立会更让家人放心些。”

　    一位中年编辑说：“搞环保和生存并不矛盾，搞得那么绝对干嘛？胡佳有很好的专业，可以先自己立住再搞环保，林易也应该先能够养活自己，再追求心中的理想，用文章去影响社会，像他们这样，父母的负担也太重了，精神虽然可佳，但不值得青年人学习。”

　     后来，我给胡佳的母亲打了电话，她已经64岁了，谈起儿子，她很忧虑：“他得了这样的病，我们做父母的都很心疼，我们会尽全力帮他把病治好，他爸爸都说了，如果胡佳需要肝脏，我就把自己的肝脏给他。但是胡佳现在不听话，每天都是后半夜才睡，有时工作到凌晨，我们年纪大了，不能跟他一辈子，他将来怎么办？搞环保是件善事，为大自然做些事情，我们都很支持。我们平时也做善事，我们还资助了贫困地区的三个学生读书，但一个人总要有自己的生活，先自己立住。像胡佳这样的年龄，别的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对他，我们不敢说得很深。我们现在可以养活他，但是将来怎么办，我们也不敢想。我们家的两部电话到夜里还在响，有时他的手机呼机和两部电话一起响，把他忙的……我们希望他能先安心把身体养好，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再搞环保，但是他很固执，我们说不动他。”

　     我不知道胡佳和林易听到这番话会怎样想，因为毕竟，他们离“而立之年”已经不远了。

刀刀

太长了～

colliewp

你没事慢慢看撒，，，干燥的很一天

无花空卖枝

是太长了。。
我也没看完，还得到别的地方灌水水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