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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出父亲的家门之後，又屡屡受到男人的伤害。两萧的结合，虽是患难之交却並非天作之合。两人性格上的差異固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萧军思想上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意识。他们的共同生活苦多乐少，尤其是对萧红而言。仅1936年夏到1937年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萧红三次隻身出走，三次都不得不悄然回来。她的一首短诗《苦杯》多少透露出一些难言的隐痛：
带着颜色的情诗/一隻一隻是写给她的/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如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
娜拉一旦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便再也不能忍受，可萧红却是一忍再忍忍无可忍了才出走的。她在十个月里竟做了三次「娜拉」，第二次还像子君那样把家中仅有的一点钱给「涓生」留下一半。她每次回来大约总会对他重新抱有希望，可每次都要倍尝失望的苦果。她短暂的一生所遇到的几个男人，应该承认都有负於她，儘管她自己也不是没有缺点。她虽然从父亲的家门走了出来，却一生也没有摆脱像影子一样追逐着她的封建男权中心的阴影，这种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和痛切体验，不可能不表现在她的作品中。但她和同时代的白薇不同，和丁玲更不同。同是饱受封建父权专制之苦又同被视为「左翼女作家」的这三位女性，在创作上把自己和别人鲜明地区别开来了。
丁玲的创作历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条女性自我「出现——消遁、再出现——再消遁」的过程，最终不得不半是自愿半是无奈的被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白薇创作的起点是将爱情和苦难唯美化（《访斐》、《琳丽》），但很快便转向激进的革命和反叛之路，然而却无力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性别体验和妇女解放的理想溶进当时的革命话语之中。她只是无望的挣扎 （她说常常觉得「一肚子想说的话」「把全身的神经都憋疼了」） 而並没有交出自己言说的权利，没有违心地去迎合一些流行的创作模式和话语，这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萧红的创作，达到了她那个时代所能够达到的高度。包括思想的和艺术的高度。她的可贵，是始终没有忘记封建愚昧这个渗透到民族心理深处的痼疾，没有忘记这个弥漫於民族生存空间的历史的惰性。她把自己的苦难把女人的苦难放到这个广大的生存空间来表现，从而达到了超越自我也越越性别的人文主义思想高度。萧红同鲁迅的「中国人从来也没有争得过人的地位」的感知是相通的。她渐渐知道了自己也是这「中国人」的一员，知道自己的苦难不是哪一个男人造成的。於是她出离了悲悯出离了愤怒，使自己的笔自觉地「对着人类的愚昧」，对着群体的生连接着死、死连接着生的蝼蚁式的生存场（《生死场》），对着那千年如一日的、封闭自足的没有差别也不允许有差别的生态环境（《呼兰河传》）。女性的自我体验和女性的目光，在她的作品中不是消遁而是她构思的基础，是以女性苦难经验为基础而扩展为一种民族的和文化的群体生存。她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之死》，便是写女人的生育和死亡，用今天女性主义话语来说是写女人的「身体经验」的，然而却是被人文主义价值之光所照亮的，显示出不止於女人的人的生存的无价值和生命的无意义。萧红的全部作品，都闪耀着以女性经验为基础的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人文主义启蒙理性之光。
然而，自30－40年代起至今，萧红的作品一再受到男性批评的误读和曲解。有时是将其抽空为「民族寓言」而无视其中批判封建愚昧的人文主义立场；更多的时候，是责怪她「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断定她「现实的创作泉源已经枯竭」。直到80年代，还有文章说她「向现实屈服了」「把握不住时代的脉搏」，「是红一生中最大的不幸」（〈萧红的幸与不幸〉）。
这些批评，表面上看是个题材问题。女性文学从五四时代起，就不断被题材决定论所中伤，直到最近还被冠以各种名目的「小」而被鄙薄。有的女作家也因此而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有待从理论上辨析的各种人和人的关係如阶级、民族、性别等等的相互关係问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性别统治是封建等级制的基础，女人这一性别在整体上被历史地置於各种关係的最底层，处於阶级统治（有时候还有民族统治）和性别统治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最底层，鲁迅曾分析过在这种等级制的社会中，处在最底层的男人也还有比他更低更弱的女人在。因此，历次反抗压迫统治的斗争常常有女人英勇的身影。因此，妇女的社会地位是社会进步的天然的尺度（马克思的原话是「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但是，性别统治与阶级统治、民族统治等人对人的统治不同，一是它本身的形式不象其他统治形式那样相对而言营垒分明（这一点，彼伏娃在她的《第二性》里有精彩的分析），二是它与其他各种统治关係是错综複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本质上是男性的社会斗争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包括而不能完全代替妇女的利益，各种形式的本质上是男性的社会斗争都本能地讳言其性别统治的秘密，而且，女人还有着自己特殊的物种上的生理上的体验与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因此，性别关係与阶级关係、民族关係等人与人的关係有一致的相契合的一面，也有其不一致的不相契合的一面。因此，女人才有自己的无法由男人代言的属於自己的经验、感情、思想，才有倾诉、言说的愿望，並在本世纪初终於将这种愿望变成了现实，赢得了言说的权利。白薇、萧红、丁玲这三位30年代「左翼」女作家如何运用自己话语的权利以及她们各自的遭遇，在革命与女性以及阶级、民族与性别的複杂微妙的关係方面给予
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以上摘自《渴望自由的「娜拉」走到了哪里？——兼谈中国女性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作者：刘思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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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9-27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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