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沙——我们有一个梦

colliewp

文中的两位作者，一位CI云南办公室的项目官李波，另一位的藏文名字是益西，我也叫她谢老师。谢老师是研究高原植物的，特别是她在文中提到的神秘的蓝罂粟。偶然而又幸运的机会认识了她，听了很多高原上发生的故事……　　


　　鲁茸的妻子在炒青稞，我一见到她，眼泪就出来了。她用粗大的手将我的眼泪抹去，流看泪说："不哭，我知道你们心里难受，苦了这么久，事情还没有结果。会好起来的。"
　　这是一年多来，李波和我在小中甸做社区发展项目最困难的时刻。我一直在说，我们不会退缩和放弃。但此时，我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李波不像我，他仍旧那么沉得住气，与七林、鲁茸、农布和培楚等人商量藏式旅馆备料的事，从明天开始要收割青稞了，所有的工作都要等收完青稞后才能进行。气氛很沉闷•
　　离开鲁茸的家已过半夜，雨停了，滇西北的夜空格外晴朗与清澈，银河以气贯长虹之势横跨整个夜空，无数的星星镶嵌在深蓝色天鹅绒般的天幕上。大家都沉默着，谁也不知道沉沉的夜色下面还隐藏着什么。

小谢：为一个美丽而脆弱的地方做点什么，这是我们到吉沙的原因
　　2000年9月底，我第一次到吉沙的时候，所有的感受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感动！为蓝天白云下巨大的哈巴、玉龙和天宝雪山所感动，为雪山和森林下的吉沙村的宁静所感动。
　　我几年前就在迪庆做高原植物研究了，藏族神话里神秘的蓝色罂粟---绿绒蒿是我的研究课题。在滇西北，复杂的生物多样性及文化多样性，历来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迪庆做田野的几年里，我深深地感受到旅游业给这片高原带来的巨大的机遇和压力。
　　每年五一和十一长假，迪庆的酒店、宾馆、招待所甚至家庭旅馆爆满，数以万计、十万计的人以飞机、巴土、团体包车和自驾车的形式进入这个地区。对于常驻人曰4万、外来流动人口2万的中心镇来说，2001年的120多万的游客实在是个天文数字。我经常会跟想来迫庆旅游的朋友们说，请不要找我做任何事情，我没有翻云覆雨的能力帮他们解决食宿行的问题。
　　小小的城市里充斥着形形色色操着各种方言却有着相同措奇心理的游客，看着他们前呼后拥窜进窜出，随意在香格里拉脆弱的草地、湿地、湖泊、森林里乱扔垃圾、挑三拣四、胡乱评说；看看他们在寺庙里高声喧哗，问些稀奇古怪、曲解原意的问题；看着纳帕海周边的湿地被踩实，连草都长不出来；碧塔海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人工建筑；人马栈道一直修到明永冰川旁边，我想总得有一种方式来替代掠夺性的开发。
　　长久以来，各类媒体都习惯于用游客数量来描述一个地方的繁荣程度，但很少有人分析过，表面火爆的大众旅游给当地带来多少收益？给环境带来多大的压力？是否以最少的环境影响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有旅行社称，做一个团队下来，每个游客身上获取的纯收入只有7元人民币。这种以大众旅游为绝对主流的模式，使得当地社区的利益从属于外界投资者及旅游公司的利益，当地村民通常仅只是旅游服务行业的廉价劳动力。丽江旅游够火爆的吧，但当地一些部门的专家说："玉龙雪山的缆车所刺激的大众旅游方式，让旅游公司和外地开发商得大头，国家得小头，当地老百姓只能拣漏沟水。"

这是我们选择在吉沙做项目的初衷
　　2OO0年秋，云南省政府与世界环球基金GEF和亚洲发展银行ADB合作，希望在滇西北探索一条以当地社区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的途径。云南省计委牵头，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CBIK）、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云南办公室等单位联合组织了7个调研小组分赴滇西北开展调查及选点，了解当地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了解目前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威胁与压力。
　　我们在吉沙采取多学科交叉的调查手段，用民族植物学、动物学、参与式快速评估的各种方法，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相互渗透，完成了古沙的调查报告。

李波：真不知道与吉沙的缘分，是何时结下的
　　2000年初的时候，如果有人问我，桃花源是什么样子，我会说跟吉沙差不多。吉沙位于云南进入藏区的大门，背靠千湖山，在三座巨大的雪山环绕下。千湖山海拔3900多米，在藏语中被称作"Lamu dochu"，意思是观世音的千湖。山上有吉沙的神山和无数个净洁的圣湖，每年特定的时日里村民都要到山顶祭拜，清理圣湖周围的环境，维护从村里到圣湖的小道。千湖山圣湖也是整个中甸地区的圣地，如果出现久旱少雨的天气：当地百姓就要到求雨湖举行隆重的求雨祭祀。
　　1960年代中期国家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年代里，小中甸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整整20多年的毁灭性砍伐。省林业、州林业、县林业三大林业局超过千人的砍伐大军在这里大会战，首尾不见的车队昼夜不停地往金沙江边的龙蟠拉木头，然后下面条似地直接倒进江里：让江水送到下一个转运站。吉沙林场属省木材公司，大会战的年代，每年的采伐量曾经达到40万立方米。到后来，老百姓迫于生计也加入了砍伐大军的行列。失去大片的原始森林对吉沙的影响是深远的。几个老人无限惆怅地向我描述当年的吉沙："离小村只有50多米远的小河对面就有鹿、狐狸和狼的身影，冬天的雪地里，到处是它们的脚印。"一位老者说："想起那时候房屋周围的大树，我眼泪都要掉了。那个时候，森林遮大蔽日，村子边就有两个人抱不过来的大树。当伐木工人砍到村子边上的时候，我们说你们至少要留一两棵树让我们拴马吧。再后来，鸟儿没了，庄稼病虫害多了，风大了，霜冻提前了。这是神山受到了干扰。"
　　大树没有了，神山一座座消失，影响不仅仅是生态的变化，还有随之而来的社会信用危机以及整个价值观念的变化。吉沙调查期间，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吉沙村民的期待与疑惑，既有森林禁伐后的生活困境，也有对外来开发者的焦虑和不安，以及对由此引发的生态灾难的恐惧和无助。
　　1997年以来，一些零散的自助游客来到吉沙，向村民提出租马和向导服务。村民们除了给他们牵马外，还专门安排一名导游。导游的作用不是讲解，而是监督。老人们担心游客到了山顶后去不该去的圣地，会大声喊叫，或在圣湖里洗手扔赃物惊怒神灵。
　　小谢和我开始做起了一个吉沙的梦：希望通过一个由村民自己管理的生态文化旅游项目，处理好社区资源保护和生计开发的关系，为吉沙人设计自己的美好生活做点事。

李波：吉沙村民的手印和环保承诺
　　2000年11月，省政府、亚洲发展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共同召开一个会议，邀请每个项目点的村民代表及调查小组成员在昆明进行可行性研究报告。我们邀请广大培楚和鲁茸代表吉沙村村民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会上慷慨陈词，讲述了吉沙林场森林砍伐给吉沙村带来的环境变化，讲了森林禁伐以来对农户生活的影响，以及村民对外来公司可能给吉沙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心，表达了吉沙村村民保护神山和自然环境的愿望。他们的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会后，吉沙成为一个很有希望得到支持的项目点。考察小组向全球环境基金提交了一份接近60万元的项目建议书，用来支持吉沙村的生态旅游项目。
　　这是一个扶贫项目，目的是探索和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村级保护区管理模式，通过生态旅游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并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我们的责任是帮助村里进行千湖山资源和历史文化调查，界定生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核心，帮助他们建一个保温节能的藏式招待所，改善接待设施，并培训旅游接待队伍。后一步的工作是帮助村里进行草场生态研究与建设，包括发展种植业多样化，如高山植物花卉和蔬菜等；再就是发展畜牧业产品加工，如酥油和奶酪加工。项目的关键，是让村民自己选出的管理委员会承担行政和财务的管理责任，让每一个资源拥有者都拥有话语权。
　　会后，大培楚和鲁茸满怀希望返回了吉沙村。我也返回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完成我的自然资源管理专业的学业。就像大培楚和鲁茸一样，我和小谢都把对吉沙的祝福和担心深深埋在心里，真心地期待项目能够早日得到批准。并由我们亲自实施。大培楚和鲁茸回村后乘冬季农闲的时间，热情高涨地组织村民开了三天大会，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修改了吉沙的乡规民约，每个村民都在新的乡规民约上按了手印，表示自己的支持和承诺。我一直保存着这份按了手印的复印件，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它支持着我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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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云南传来了坏消息
　　2001年初，返校刚两个多月，云南传来了环消息，省政府与亚行和全球环境基金的合作项目由于贷款利息等方面的原因被搁浅了。这对盼望得到帮助的吉沙人来说无疑是一瓢冰水。对不了解云南省政府、全球环境基金和亚行之间的谈判过程的村民来说，这就像个由我和小谢导演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尤其是听说鲁茸和大培楚后来遇到的事，我们更加感到内疚。
　　村里开始出现各种谣言："大培楚和鲁茸一定在省里得到大笔的资金，但被他们独吞了。"后来，我们逐渐理解了谣言产生的根源：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森林砍伐和环境破坏，村民对外来的开发者极不信任，再加上前几任村干部的一些做法和财务混乱，这都是谣言产生的温床。但我没有料到的是，各种谣言一直伴随着项目的左右，前边的谣言还未瓦解，新的谣言又产生。
　　在多方努力下，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CBIK）与荷兰一家发展组织ICCO达成合作协议，吉沙村被选为CBIK以社区力基础的生态旅游扶贫项目的实施点，项目得以进行。
　　转眼一年过去了：2001年9月我毕业了，小谢也在美国同一个学校作为交换学者的半年时间接近尾声。这期间，我们对吉沙的牵挂只能留在毕业的论文里。那个时候，吉沙还是一个没有电话，没有邮差的小山村。

李波： 2002年是回到现实生活的一年
　　2月的滇西北还没有春意，小中甸的大山和草甸虽然在漫长的冬眠中觉察到时间的变化，但还迟迟不愿苏醒。3个月前还实实在在的美国校园生活，一转眼仿佛已经是发生在多年前的事情
　　2002年2月，我回到吉沙。村子东边的草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森林，太阳从东南边懒懒地洒过来，暖洋洋地照在身上。这是那种躺倒在草地上，可以不理会时间地点而昏睡几个时辰的天气。小中甸的天很空旷，空旷得让辽想的思绪可以没有任何具像和轨迹：没有任何原因和目的。千湖山脚下的吉沙村，安静极了。
　　在一阵激动和寒暄之后，我和鲁茸一家在火塘边落坐：交换着一年多来的牵挂。大培楚没有任何变化，那份直拗的性格写在脸上。我转告了来意，并告知CBIK已申请到一笔25万元的资金，准备开始吉沙项目。他的脸上并没有听到好消息时的激动，只是平静地告诉我，今天下午他家有个小会。即将开工的214国道改道工程的包工头将和吉沙一二两社的社长讨论购买石场的事，我隐约感到大培楚有不方便说的事。
　　吉沙的采石场位于上下两社之间的小山凹里，村民建房所需的石料常年都从这里采集。2000年9月考察时，从高山牧场拍摄的吉沙全景照片上，我已注意到采石场位置突现的白块，正好嵌在一片森林中。采石场离最近的农户只有几百米的位置，正对着不远处空旷的草场。
　　我警觉起来，提醒大培楚在开会时要慎重一些。不一会儿，房前有汽车停驻的声音。大培楚迎了出去，引进了4个人：一社社长拉土培措、前社鲁茸和两个不认识的外村人。他们你来我往地拉起了藏话。我不懂藏语，但我熟悉藏语的语调，于是一边仔细地辩别着语调，一边从他们的肢体语言和表情中揣摩着意思。
　　一阵讨论过后，两个外地包工头插了话。一切变得很清楚了，他们正为采石场的出价各有陈词。大培楚事后告诉我，他对是否应该出卖采石场提出了自己的担心。最后大家同意到石场去考察一下，然后再议价。大家出门时，由于车子座位有限，我低声建议大培楚和我步行到石场。一路上，我在得知出卖石场的原委后，表示了我的意见。第一，石场出卖3年，诚然可以在短期内有所收益，但炸山、采石和运输过程中对吉沙村山林和草场的破坏以及对附近农户牲畜和房屋的损失将由谁来负责？第二，4.5万元一次性买断三年的采石权是否是公平的价格？定价的标准是什么？第三，这样的决定是否可以仅仅由两个社长和极少数村民和包工头来决定？第四，如果吉沙村打算开展生态旅游，但采石场把村子变成一个大泥坑了，谁愿意来旅游？
　　大培楚同意我的看法，但担心另一个社长不支持，会用破坏村民经济收入的理由在村民中为难他。我们从石场上方下到其他几人的位置。此时大培楚和其他人的藏语对话明显变得快了许多。
　　我作为旁观者，看着眼前对话者的身份已经模糊，我看到的是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外界的、内部的、短期经济利益的和长期的环境生态的。国道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也是最广泛的大众的利益。然而此时此刻，包工头似乎就是国道利益的代言人，但我看不出当他们的行为有可能是用一种国家利益践踏另一种国家利益的时候，有什么制约或协商的机制。我开始隐约感到这个桃花源内外关系和利益的复杂交错。
　　那天下午，石场的交易最终因为很多的顾虑被搁置了下来，后来改了地点。我心里挺庆幸的，但我不知道的是，这险境只是第一次，麻烦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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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村民们带来了哈达，向一个还不知能不能信任的外乡人，表达了谢意
　　2月的一个晚上，全村村民集中在鲁茸家，召开第一次村民大会。
　　我向大家解释了我们的研究会不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而是非赢利的民间学术团体。虽然一年前申请的全球环境基金的项目流产了，但是研究会通过其他渠道，得到荷兰一家组织的支持，大约有20来万元的预算可以投入到吉沙村的生态旅游项目中来。第一期的内容是修建一座藏式招待所，培训村民开展生态旅游。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个扶贫性质的研究项目，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并保护千湖山的自然环境。藏式招待所建好后是吉沙村全体村民的集体财产，旅游项目有了经济收入后亦属全体村民所有，村民自己决定如何分配，我们做项目的个人和机构没有从中谋利的目的。
　　村民的反应完全出乎意料，一些人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竟然有人愿意拿钱帮助他们而不要回报，在此之前他们与外乡人打交道，吃亏的总是他们；另一些人担心旅游项目是否会破坏千湖山顶的神山圣湖，召至农作物和牲口的病虫害增加，给吉沙带来厄运；还有人提出如果发生自然灾害损害了庄稼和牲口，研究会会不会负责。也有一些村民理解这个扶贫项目，在中间说服解释。
　　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这是吉沙村民第一次就一个集体利益的项目争论得如此激烈。午夜了，大家突然看了看我，然后又用藏语说着什么。两个人出去了几分钟，又冲回屋，手里拿着大把的哈达。我正在纳闷，他们三三两两地站起身来，最前边的老者第一次面对所有的人用汉语对我说："李波，今天晚上我们很没有礼貌，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却给你提了很多不讲道理的问题。我们非常害羞。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谈，但今天晚上我们都想向你表示感谢和歉意，请你原谅我们。"他们一个一个地走到我跟前，把雪白的哈达挂在我的脖子上。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那是村民们以矛盾的心情向一个他们还不知道能不能信任的外来者表示自己的感谢。其中有不信任的疑惑，有真诚的感谢，也有怀疑我生气后从此离开吉沙的担心。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眼中渴望理解和渴望支持的真心，我为这种真诚而感动。
　　三个月后，我听到一个谣言：说资助吉沙的钱是160万元，李波只拿出20万元来扶贫。我没有生气，我不责怪无辜的村民，我为村民缺乏监督与自己有关的事情的渠道和能力而深感农村工作的艰苦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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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谢：吉沙让我有回家的感觉
　　2002年早春，我和李波先后到达中甸。当飞机穿过云层，千湖山上结了冰的大大小小的湖泊、积雪覆盖下的暗针叶林和小中甸大片的草坝农田在清晨的阳光下撞入我的视野的时候，那种长时间对一个地方的思念一下子被激活了，我感觉心里某个部位被重重地击了一下，血脉里都有了这片土地的气息。走下飞机，当高原清冽的空气一下子充沛着整个肺部和全身毛孔的时候，我真的有回家的感觉，也许我天生就对这个地方有一种心心相映的联系！
　　有一篇文章这么写过：也许，对家乡的系念，并不一定那么牢不可破，原来一个人，可以寻找、认同、融合、游戈、再寻找的，如同淙淙不息的河流，那种自由的空气，知己的环境，会让人有如归的感觉。当然，这也和一个人原本的心脏气质有关一一看你的心脏为着什么而感动。
　　在飞机落地之初，一切都是理想主义的。
　　不知道为什么，当地的朋友听说我们在吉沙做项目，几乎都建议我们换个点，他们简直就认为我们是痴人说梦。基于我们对吉沙一厢情愿的偏爱，我们竟然没有深究其中的疑惑。
　　我们开始进驻吉沙，CBIK外籍专家Timmi负责收集吉沙的自然风光和传统藏式房屋的结构与外观、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图片及音像资料。李波到村民中间征求大家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我随同另一专家Maruja进行自然资源与文化的传统知识调查。
　　我们住在鲁茸家，鲁茸妻子知道我们辛苦，每天力所能及地准备各种食物，酥油茶、青稞面和奶渣是每餐不可少的，最好吃的是荞麦面饼子和用当地的传统手法腌制的琵琶肉炖的菜汤，那种吃完荞麦饼子之后嘴里长时间会有一种微苦的麦香味的感觉至今让人回味无穷。这里的所有食物都没有受到化肥农药的污染。

小谢：第二次村民大会，让积蓄多年的矛盾爆发了出来
　　3月28日：我们在小学校旁边举行了第二次村民大会，选举吉沙项目的村民管理委员会。3月的高原天气乍暖还寒，李波介绍了我们的预期目标后，大家三五成群地议论起来。很快有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说着什么，其他人也不断地站起来补充、解释或澄清，总之场面很混乱。我们的小翻译没有快速翻译的经验，对这个村也不熟悉，一下子对众多提及的人物与事件反应不过来。
　　大家争吵的内容是村里前任社长因不公平与财务不公开而积累多年的矛盾。我们一再申明这个扶贫项目将采取全新的管理方式，由选举产生的管委会民主管理，并由全体村民监督。但人们仍不相信，固执地继续着他们的话题。
　　村民对我们项目感到很迷惑，他们甚至建议，与其辛辛苦苦做项目，还不如把那20多万元直接分给每个人来得快，还不用担心有人在其中占便宜。再说，等以后李波走了，谁来帮助他们主持公道。我们一再解释，我们会提供各种培训机会来提高他们自己的管理能力，但大家仍是极端地不信任与不理解。
　　闹轰轰的气氛中，还是选出了由一二两社7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但是有两位被选出来的委员一再表示不愿参加，他们担心被其它人猜疑吃了什么好处。从他们闪烁其词的言谈和躲躲藏藏的眼神中，我一下子从豪情万丈的巅峰跌落下来。实际上，眼前的情形只是村子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冰山一角，村干部们长期以来的问题像影子一样伴随着我们工作的全过程。

李波：老人们说，不是不信任你们，我们是吃过苦头的
　　80多户人家的吉沙村，在1998年以前经历厂森工企业20多年的"森林大战"。如果说对国家作贡献：没有多少村庄有过这样的"荣幸"，做出过如此大的牺牲。森林是吉沙人世代的居所，多年来，外来公司和政府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吉沙老百姓从来都没有发言权。1998年森林禁伐以后：没有其它经济来源的古沙人开始担心家庭的基本生计、孩子的教育和老人的健康、已有外来开发项目时，又担心旅游业再给吉沙生态和神山带来的灾难。后来的一个夜晚：几位老人在火塘边与我坦诚交流，让我理解和原谅了村民的误解和猜忌。他们说："李波呀，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你要知道，我们老人是吃过亏的。林场刚进吉沙时，林场的领导告诉过我们：这个林场会使你们都过上好日子的。现在他们已经走了，我们的好日子呢？我们的树少了，鸟都飞走了，风大了，庄稼的虫灾多了。现在修路又到处放炮：我们的山神不喜欢我们了，不愿意保佑我们了。"
　　我们一次次地体会到环境与当地传统之间的依存关系，没有了森林就没有了社区的和谐。一些中老年人常常流露出对林场到来之前的"混沌世代"的怀念，他们怀念旧时的乡里乡亲，怀念原始森林中的小村。我想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重建美好生活的信心。

小谢：两位法国乡土设计师来到村里，藏式招待所的设计开始了
　　4月，老和到中甸出差，带来我的小狗壮壮，我不在昆明的时候就把壮壮交给老和代养；现在因为他要出差维西很长时间，只好把壮壮带到中甸送给方老师。
　　见到壮壮了，小家伙一见我就扑了上来。它很委屈的样子：一个劲地亲我的脸，咬我的手，我特别想念和壮壮一起生活的日子，想它给我制造的那些麻烦。老和说从昆明出来的这一路上壮壮晕车了，不吃不喝，下车了好长时间才缓过劲来。我真心痛。任何小动物都是有灵性的，时间久了，它们会读懂你的心思。送壮壮给别人，我百般不舍：但又无可奈何。李波说我对小动物太残忍，知道自己不能养它们还要养，到后来小动物也伤心，自己也难过。他知道我在壮壮之前还有过一只藏獒。李波经常会在人很不舒服的时候说一些胡话，我不禁狠狠瞪他一眼。我发誓，在没有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前，我再也不养任何小动物了。我的确无法把壮壮带在身边，因为藏式招待所的设计工作就要开始了。
　　两位法国乡土建筑设计师来到中甸：帮助我们设计吉沙藏式招待所。他们是Alain夫妇，宾馆的房间按照要求改成了工作室，几个大办公桌拼起来做绘图用，买来了变压器以应付建塘宾馆多变的电压。完了就是带着他们做中甸藏式民居的考察和测量。
　　每天，当汽车离开县城进入小中甸宁静的乡间，Alain夫妇和我们一样，都会被它的美丽深深打动。错落有致的房屋与雪山、森林、牧场那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早春的鹅黄绿在一些低处的草地己略有显现，青棵架矗立在广表的田野间。那是来自心底的感动慢慢在空气中流淌着，滋润着每一个在都市的尘埃中艰难呼吸的人们。
　　由于有限的自然条件，依靠单一的畜牧业已不可能满足村民多方面的需求。在吉沙村，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受木头经济影响的农村社区在禁代后渴求走出困境，寻求发展的迫切心情和面临保护和发展的迷惑。
　　Alain夫妇的工作与其说是设计，不如说是整理云南藏区的建筑文化。他们对当地民居的所有部位进行了详细的测量，询问工匠每个部分如何搭配与安装、安装的程序如何、柱子如何分布、主要支架如何分散整个房屋的重量，以及如何控制房屋的比例等等。
　　Alain夫妇感叹道：村里的工匠就是乡土民俗建筑学家，藏族民居处处都蕴藏着出人意料的智慧，比如增加抗震能力的方法就是他们从没见过的。在本质上，藏式民居体现了房屋功能与结构的完美结合，能让人感受到住在这个屋里的一家人的紧凑、和睦与有条理。而眼下大行其道的肥梁大柱、雕栏画凤的'藏家访"实际上是对传统藏民居的断章取义，反而降低了房屋本身的实际功能。
　　两位设计师连轴转地工作，我们终于看到了招待所的初稿，蛮精巧与实用的。这是典型的小中甸藏式房，保留了藏式大客厅的中柱、火塘、水塘与神龛的位置，细节上有所改动，如传统藏式家庭的储物间改成招待所的功能：简单与实用的原则贯穿整个设计。另外还有简易不用冲洗的厕所和太阳能盥洗室。在是否使用木材或其他建筑材料的问题上，我们有过争执，最后我们认为木材实际上比水泥消耗的能源要低得多。商业采伐毁灭了大量森林，但不应当由老百姓通过放弃居住传统来承担后果。况且森林并非不可再生资源：可持续的利用和当地利益合理的统一：才能力环境保护的政策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
　　4月的吉沙，周围山上还有雪，南部的哈巴雪山只可见巨大雄厚的山体，峰顶隐在厚厚的云雾中。庄稼已经种完，很多人去帮214国道施工队拉沙、挖土。村里很安静，但平静之中，以及村民躲闪的日光中仿佛隐藏着一些隐隐的不安。一段时间以来，吉沙项目成了村里的主要话题。我们从人们的只言片语中感觉到：在暗地里他们在激烈地讨论着，并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解释着一些东西，总之，不信任的气氛仍然在空气中漫延。

小谢：因为大培楚帮项目说话，他的妻子被人打了
　　一清早，我们在大培楚家的木楞房前碰到头发凌乱、神情沮丧的大培楚，他正在修理手扶拖拉机。一见面，他就说不和我们干了，他老婆被人打了。原来，村子里就214国道改线要砍树的事开大会，话题却转到我们的项目上来。村民此里在会上说吉沙项目没有经过县里、州里同意，某权威领导更是亲口说他不赞成吉沙项目。他让村里支持我们项目的人都展出来，扬言哪个敢站出来就杀了哪个。结果只有大培楚站出来，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村民对两个社长继任以来没有公开过帐簿意见很大，就再大培楚转身去拿帐本的时候，大培楚的妻子无法忍受对大培楚的指责，扑上去拧住此里，被此里打了三拳。
　　因为涉及到村里的陈年旧帐我们不便介入。大培楚感到我们没有支持他，很失望，觉得吉沙项目，事情不少，麻烦很多，又没有看得见的好处，于是不断重申他不想参加项目的话。
　　表面上村里的陈年旧帐似乎与我们没关系，实际上这些事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村民不满社长不顾集体的利益谋私利，于是就将许多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尤其是没有弄清楚的帐目问题都翻了出来。已往的信任危机与吉沙项目未来的财产归属和收入分配问题搅和在一起，简直是一片混乱。
　　在鲁茸家吃中饭，鲁茸妻子煮了洋芋，做了苦荞粑粑，打了酥油茶：Alian夫妇不会喝酥油茶，却对放在火炉上的烤洋芋赞不绝曰。由于语言关系：他们对发生的事情浑然不知，但我们心里都不痛快。平措安慰我们说：大多数人还是懂事理的。
　　我们也明白，大培楚是个善良的人，自从进村以来，他一直都关心我们。第二天要去二社：大培楚家是必经之地，我们停下来跟他打招呼，看起来他比昨天精神很多，并对头天的表现深感不好意思。他陪我们去了村里。
　　测量结束后，大培楚准备了很多食物给我们，酥油茶、糌粑、荞麦粑粑：还有烤洋芋和鲜牛奶。吃饭的时候，Alian问大培楚的妻子和他小舅子的老婆，她们希望的招待所该是怎么样的？她们说，希望房子小一点，柱于用得小一点。这样可以省一些项目的钱，另外村民应该投工投劳，这是吉沙村集体的项目。这话让人听了心里很暖和：很多时候女人要比男人更会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李波：扶贫项目如何体现受益者的主体角色，是一直困挠着我们的问题
　　我明白大培楚的意思，但我们无能力力，NGO的每一笔资金使用都要有交待，不可能像其它项目资金那样可以随意拿来请客送礼或贿赂什么人。但我们很难解释，因为世风如此，越解释反而越让人觉得你在骗人。
　　此外，我也想避免村民对项目的依赖，确立村民在项目中的主人翁意识。我们对是否用现金方式答谢村民的问题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从1994到1998年间，我接触了云南：广西和贵州的众多扶贫项目，一个屡见不鲜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扶贫项目如何真正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在项目设计、实施和后期管理中真正体现老百姓作为受益主体的角色。没有主人翁意识的扶贫项目在执行单位撤除后：后期管理通常都成为老大难问题。有的地方村民把失修后的水管交给乡政府，告知"你们的水管环了。"
　　在吉沙的日子里，我和小谢总是心怀歉意，鲁茸、七林、多吉、拉容陪楚和大培楚他们，几个月来帮着我们召开过无数的大小会议，为砍伐证、土地证和合同公证的事一趟趟往乡里县里跑，耽误了很多活计，而我们从没有给过他们任何报酬。我们力图坚持原则和培养的观念就是:我们在做吉沙的集体项目，村民是项目的主体，是项目的主人，而我们仅仅是过客。如果我们给每个村民支付误工补贴，项目的主体就发生了错位，性质也就变了。



小谢：我们强调社区参与的工作方式，给村里积累多年的信用危机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平台
　　Alain的设计初稿完成后，我们给县里的领导和城建局技术人员就"区域性地理建筑设计"概念做了一次汇报和交流，他们对Alian设计的典型的藏式招待所很感兴趣，尤其是对房屋的保温、节能、简易免冲人厕所和太阳能的使用。这与中甸目前传统藏房的改进息息相关，如果效果不错，将会成为改进中甸传统藏式建筑的范例。到夏季，我们还会有专门研究绿色能源，如水能、风能、太阳能的志愿者来帮我们做能源方面的研究。
　　大家都沉浸在工作告一个阶段的放松的气氛中，Alain希望将设计展示给村民看。4月20日大培楚将开村民大会的消息托人带了下去，但这次展示的激烈程度却超出我们的想象。
　　村民们都聚集在林业站前，我们将展板架起来，Alain将设计图纸贴上去。李波的话没没完，此里就开始插话了。他仍然在重复老一套：诸如项目到底有没有得到政府批准？项目实施后带来的天灾人祸谁负责？等等。他干脆质问：你们到底想千什么？村子里到底有什么人拿了你们的好处？有些人也跟着起哄：好端端的怎会有人愿意投一大笔钱到吉沙来，而且还不要报答，一定是场骗局。
　　李波无奈地再三解释这是一个扶贫的项目，村里有代表参加了在县里召开的两次座谈会，应该知道政府对项目的欢迎和支持，不该制造混乱吓唬村民。招待所建成后是吉沙两个社的集体财产，每个村民都有监督管理的权利，我们可以协助吉沙村制定详细的管理条例与规定，防止大家担心的现象发生。我们不会强求任何人参与这个项目，如果全村所有人都反对的话，我们会考虑撤出。今天就可以做出选择。
　　我从李波的话中感觉到他的无奈、憔悴与筋疲力尽。忽然间，我不知道我们做这个项目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就差把心掏出来了，还有人误解，还有人刁难？我们的初衷到底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下还是项目设计漏了哪个环节？那天，我一直在发烧，坐在场于中间的一块木头上，昏沉沉地听着村民们争来吵去，内心的挫败感像杂草一样疯长，争论声在耳边嗡嗡做晌，所有人的嘴巴在一张一合，但我什么都听不见。我们已经黔驴技穷了。
　　林涛不时把争吵的内容翻译过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开始有人站出来请此里不要再胡说八道，这个项目又不是强迫所有人参加，不喜欢和不支持的不参加就是了，又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以前村子里有什么天灾人祸又有谁负责过，以后就算有了，又凭什么要李波他们来负责。
　　再后来：此里和几个反对派退出了会场。村民转而开始认真听Alain对设计的介绍，因为Alain的图样打印得非常专业：很多人看不懂，Alain就在大白纸上用直观的图形来表示。会盖房子的人和做木匠的都积极和热烈地讨论着，尤其是Alain的长度单位用到本地常用的'cuo"这个乡土测量单位时，村民们更为兴奋，他们有了一种强烈的被尊重与重视的感觉。Alain根据大家的意见对房屋某些尺寸和结构做了调整，直到双方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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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晴了，我们阴蔽的心情终于也明朗起来。
　　我是慢慢地才理解这次争吵的意义。少数村民之所以有如此犀利的言辞与极端的态度，是因为他们太害怕在他们出工出力盖的招待所最后变成某几个有能力或者有特殊背景的人的私人财产，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从中获利，而自己却连发言权都没有。以往不论是政府的项目还是开发商的项目，村民们都没有发言权。而我们强调社区参与的工作方式，恰好给村民们提供了一个言论平台。我们希望把工作过程公开，通过民主的方式挑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得到全体村民的认可和支持的前提下实施项目，但我们却为此吃尽苦头：我们为多年来积累在村里的信用危机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机会。

李波：没有社长到场，公证不能进行
　　6月份：从西藏的国际草地研讨会返回后，我在中甸下了飞机。这次在中甸停留是为了公证我们与吉沙村签订的协议。
　　4月份，藏式招待所的设计方案完成之后，为了免除村民们担心将来藏式招待所的产权以及经济利益在研究会撤出吉沙村后：落入个别人和机构的腰包，作为研究会对村民的承诺：我们和全体村民签订了协议。在协议中明确规定藏式招待所属于吉沙村的集体财产，旅游项目创造的经济收入属全村的集体经济利益，任何个人、机构和团体不能用任何借口占为己有：并希望通过司法部门的公证来保证协议的法律效力。一部分心中仍有疑问的人也同意，虽然法律公证不可能完全确保他们担心的问题不发生，但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可是，我带着6位村民代表到县司法局办理公证手续时却碰了壁。在县公证处，公证手续因两个社长不愿到场，只能推迟。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两个社长总有不同的理由搪塞公证日期。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和其他的村民代表显得无能力力，只能感叹中国乡村民主进程中的坎坷。村长是由村民直选的，但是村长的责任权利该如何体现？他们究竟该向谁负责？

小谢：随着开发商的介人，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8月底的高原，可以见到日渐变红、染尽牧场的大狼毒以及农田里金黄的青棵：土地呈现出村民在忙碌了几个月后的即将收获的渴望与焦急。
　　也许是习惯了，每一次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我都会想，还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看呢。果然，进到村里：大培楚就告诉我们，村里想将千湖山的开发权卖给一家开发商，正在谈价钱，他们希望一年15万。他们说拿现钱比跟我们做项目来得容易。有一位村民冲我们直嚷嚷："谁要与你们做项目，一分钱都拿不到，还要投工投料！"我的心直往下沉，简直想不出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但随着开发商的介入，我们知道，今后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
　　这家开发商早在1999年就想出巨资购买千湖山风景区40多平方公里的开发使用权，还专门做过一个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是保密的，包括吉沙村民谁也没见过。据说内容是投资4000万，建一条空中观光航线，可乘直升飞机或热气球上一万米高空；投资2600万元修一条2600米的空中索道，直接修到千湖山顶的神山上，还要在山上建酒店；另外一些投资几百万元的若干项目。这份报告称：建成后的景区每年需接待85714人次，可保本经营。每年按100个正常接待日计，每天接待游客857人次。
　　有巨资帮助吉沙开发建设是一件好事，但开发项目令人不安。每天接待800多名游客对于只有400来人的吉沙村意味着什么？索道、酒店修到千湖山顶：对生态环境和传统生活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种杀鸡取卵的开发，对桃花源般的吉沙将是毁灭性的。县政府没有同意该合同，合作计划在2000年流产了。2002年8月中国日报登刊了的一则新闻：来自国家建设部的消息说：国家对公司承包和经营风景区的做法要慎重，甚至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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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谢：两位社长临阵反戈，但绝大多数村民还是在协议书上郑重地按上了自己的手印
　　8月， CBIK全体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地准备在丽江召开的第三届东南亚大陆山地国际会议。8月20日，国际山地会议部分代表在迪庆州分成四个小组进行野外实地调查，我随同李波和专家小组又一次到了吉沙。行前，我们准备了一些礼物送给村民--两张制作精美的宣传海报和给学校的文具。
　　晚饭后，李波给村民播放为丽江山地国际会议赶制的纪录片--《在吉沙的六个月》，村民都急切地在镜头中寻找自己的身影。李波请培楚将国家宪法中有关村民集体财产所有权和基层村民自治组织的相关条例用藏语译给村民听，让大家明白招待所的集体归属是有国家大法可依的。
　　前来开会的村民不多，尤其是缺了好几个村民委员会委员，两个社长都没来。为了缓和关系，那大晚上，我们专门赶到拉土培措家去，但他说太晚了，明天再谈。第二天又在下雨，起床后，李波就将头天晚上的法律材料拿出来让拉土培措看：表示我们需要他的合作与理解，但谈话没有进展。
　　早上，村民们集中在二社，李波将来自国外的社区发展问题专家介绍给大家。有很多村民站起来问问题，经过小姚的翻译，仍然是藏房归属和今后谁来管理监督的问题，此外，就是对无偿投工投料意见大。培楚回答他们："青棵还没有种下去，就开始担心有没有霜冻而犹豫要不要下种。招待所一直没有动工，你们就开始担心将来的东西。"
　　招待所归属权和管理监督的问题：从我们进村就讨论到现在，无论怎么解释，村民们都不相信他们是土地的主人，是这个项目的主人，他们享有一切权力！这让人一次次地为世风的没落，为我们社会的信用程度的没落感到心凉。中饭时，大家觉得再这样纠缠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干脆就请自愿参加项目的人签字画押。关于投工投料的报酬问题：先从项目经费里出，等以后招待所获利后再分期分批返还给项目。
　　下午的会上，李波将我们精心制作的两张海报分给每家每户。海报的照片是吉沙村民培楚拍的，上边所有的谚语都来自当地的传统藏族谚语，我们希望以此激发村民团结合作的精神。
　　海报派发之后，李波宣布说我们准备采取自愿参加的办法，招像所前期所需的工钱和料钱由项目经费投入，心存犹豫的人可以在项目运转正常以后再加入。
　　谁料，大培楚首先站了出来，声明他因为卷入这个项目而吃了不少冤枉与误解，实际上他什么好处也没有拿到。他要退出村民管理委员会，退出项目。他居然说：以前此里反对我们，而现在又改为支持我们，是不是拿到我们的好处？我知道大培楚是个好人，可此时说这样的话，让我们非常难以接受。
　　紧接着，拉土培措从柱子后面站了出来，义正词严他说：这个项目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州里、县里、乡里的领导跟我们一起来过，就证明没有得到政府支持。李波究竟争取到多少项目资金谁也说不清楚，他听说是160万元。另外，谁给我们来宣传法律的权利？这是非法的！他已经在这个项目上浪费了很多时间，现在正式宣布退出。说完便扬长而去，有一些村民尾随他走
　　冷场片刻，几位一直支持项目的村民走上来郑重地在自己的名字下面按上手印。二社的副社长七妹走上来，要求培楚写上她的名字，然后按上手印，那种从容自若的神情让我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在许多男人毫无主见、唯唯诺诺的时候，被视为弱者和没有发言权的女人们却很明白自己要做什么，需要什么。紧接着，又有几个妇女走上前来签字按手印。我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我为她们的坚强与明理所打动。
　　最后统计有三分之一的家庭表示参与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作为我们对村民的承诺，我和李波郑重地在合约上签上各自的名字并按上手印。有一些妇女没有签名，是她们需要和外出的丈夫商量。在之后的一个星期，签名的人数超过了50％。
　　晚上我陪着两位社区发展专家与村里的妇女开了一个简短的座谈会：她们中有一位是英国海外援助越南项目官员，另一位是清迈大学发展学院教授。我们希望了解妇女们对项目的看法和期望。我们做了一个设问：如果将来项目有了收益，该怎样分配？是不是不应该分给那些今天没有表示支持或者反对项目的人？女人们说："当然要分了，而且每家每户都应该分，因为村子里的人都是亲戚和朋友。"当男人们为了蝇头小利，为了没有发生的事情互相猜忌，还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女人们的从容、简单、宽容和大度让人心生敬意。

小谢：社长说如果帮助他的孩子上学，他就帮我们说好话
　　已经很晚了，李波坚持要住到拉土培措家去，他认为他能做通拉土培措的工作，尽管这人一直都不友好。天一直在下雨，天空漆黑如墨，昏黄的手电筒照耀下，还是经常陷进泥里。四周寂静一片，如果不说话，就只能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踏在泥里的声音。
　　拉土培措一大早就走了，他妻子用很不流利的汉语颠三倒四地向我们转述拉土培措的意见。意思是他家很穷，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今年考取中学的女儿上学，或者安排女儿在将来的项目里工作，拉土培措就会到乡政府和开发公司帮我们说好话，并组织村民支持我们的项目。
　　我们知道村里的很多家庭都不富裕，我们的作为不能让那些信任我们的家庭失望。李波对她说："我们一定会考虑从项目资金上给村里读书有困难的孩子一些帮助的，但是否聘用你的女儿在招待所工作应该由村民集体决定。"

小谢：两天后，我们在村里发海报的活动变成非法事件
　　8月23日，专家小组的外国专家们想和县里有关领导交流他们在吉沙做调查的情况，我约了县里的领导。下午，县领导在办公室里神情肃穆地等着我。一见我走进来，就问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了，是不是聪明过头了，为什么要授人口实？他看我一脸茫然的样子，就直接说："你们在吉沙散发的海报第二天就到了县政府领导的办公桌上了。看看你们到底写了些什么？想制造民族矛盾？还是想制造混乱？"一下于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我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半天才说明我们做海报只是为了鼓励村民团结合作，以李波和我这么简单的个人背景以及在迪庆做了这么几年的事的经历，我们能有什么目的与动机？他痛心疾首地说，事态很严重，也许有一日我和李波都不能再在迪庆做项目了。
　　半年多来，经历了那么多事，我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小孩子般地哇哇乱哭或者是乱打电话了，只是有些难过，我们可以不计个人得失荣辱，但是怎么可以因为莫须有的事，就切断我们与这片血肉相连的上地的感情与联系呢？
　　我们一起去了建塘宾馆。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前任官员孟泽思博士，是所有在中国搞发展项目的人都很熟悉的人，还有英国政府海外发展项目与云南省政府环境保护与扶贫合作项目主任亨利先生，和清迈大学发展学院教授乌莱旺先生，他们都对吉沙项目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对当地的发展提出了一些问题和中肯的意见，同时，表示可以进一步扩展以后的合作与交流。气氛很和谐，几位专家离开后，县领导叮嘱我们要认真地处理好这件事。
　　我们决定写封信给县乡政府领导解释我们做海报的初衷。初稿只用了20分钟，却花了3个多小时来修改措辞。李波将信的复印件交到小中甸乡政府，我托澳大利亚留学主班杰明将另一份复印件交给县领导。说来惭愧，我与社会打交道的经验还不及一个在中国混了两年的外国留学生。班杰明凭借一口流利的中文和英俊的外表，以对中国政策及人情世故的熟悉与了解，到了迪庆不久就与当地三教九流打成一片，还与政府官员交往甚密，时不时对我和李波一头栽在村于里日夜奔波的工作方法加以指点与纠正，同时，将某些领导的意思婉转地转述给我们。

小谢：9月，开发商的合同已经签订
　　从田野里穿过，饱满的青稞在地里沉甸甸地招摇着，那种即将收获的穗头让人感觉出秋天的份量。天空蓝得没有道理，远处的天宝雪山所有的山峰都清晰地兀自挺立着，只有洁白的云在不时变幻着形态。
　　9月1日晚上，我们和Kiran一道去一社看鲁茸，不知道他被拖拉机撞了之后身体有没有恢复了。天空墨黑一片，近处的山峦不时被巨大的闪电照亮，雨滴很快就砸了下来。鲁茸和妻子都在家，他流露出来的失望、无力、疲惫、憔悴与茫然的眼神，让人看了心痛。他说：我们去丽江开会的一周内，开发公司的人就来了4趟，动员村民签合同。这一次，没有村民想要的15万元，只有5万，经过再三争取，开发公司答应再给2万元的灾害预防费用。合同已经签了。
　　没有想到这真是成了定局。李波安慰鲁茸说："对村民做出的选择我们表示尊重与支持。如果今后村民的权利受到威胁或侵犯，我们会义无反顾地站在你们一边为你们讨个公道的。"
　　鲁茸经历很多，经历过小中甸的森林大砍伐，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对神山的亵读，更担心来势汹汹的开发浪潮将比任何一次冲击都巨大，会摧毁吉沙最后的传统，他尤其对开发商的项目忧心忡忡。和1999年认识的鲁茸相比，现在的鲁茸有了太多的不一样：他真的显得很憔悴。他说，他从前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也不善于说话，但是这次的太多波折让他不得不说；他从不愿说伤心的话：但这次他把很多伤心的话都说绝了，为此他很难过。他说："村里人是支持吉沙项目的，只是因为有些人总出来说一些让村民心里没有数的话，混淆世态。我己竭尽全力，但事情大难了。"看得出来，他没有说的潜台词是他也快撑不住了。他建议李波还是再去找一下乡长，跟他们解释我们的工作与开发商的开发不冲突。
　　9月2日：一大早，我和李波前往小中甸乡政府。清冷的早晨，很大的雾。本来已经和书记约好，但他说有事临时走了，我们与乡长和一个副乡长见了面。李波再次重申CBIK无意要独霸千湖山的开发，我们与开发公司完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部门，只不过我们的扶贫项目的载体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态旅游。
　　乡长要我们首先保证绝对不干涉开发商在千湖山的项目，乡里才能保证我们在吉沙做扶贫。然后说，他们不再追究海报事件了，要我们与两个社长协调好关系。
　　回到村里：开发公司的人也在：他们正在与两个社长和几个村民在谈从原214国道到千湖山的这段路的打补丁挖水沟的事。他们很快离去，自始至终我们没有交谈。正是CBIK吉沙扶贫项目的启动，才让开发商急于修路，以正言自己对千湖山开发的权利--实际上到现在村民们也没拿到修路的钱。他们认为我们是和他们来抢地盘的，其实，对我们做发展项目的人来说，只要是以老百姓利益为重，不危害环境的合法项目和投资都是好事。
　　晚上，我问Kiran，她在发展中国家做了十几年的社区发展项目，是不是所有的项目都会碰到我们在吉沙碰到的这么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她说，我们目前碰到的是社区发展中最复杂的问题，每个细节拿出来都可以做一大篇社会学问题的研究课题。

李波：在乡政府与开发商的第一次交锋
　　乡政府自从与开发商于1999年签了第一份协议以来，这份协议就像一个传说，吉沙村的农户没有看过，我们也只听说过片断。但2002年8月之前，开发商都没有任何投资活动。
　　为了在开发商、乡政府和研究会之间达成共识，三方终于在乡政府会面了。会议的气氛并不好：公司以他们的开发合同签订在先为由，认为研究会的项目干扰了他们的活动，甚至挑战研究会在吉沙实施扶贫项目的合法身份。
　　我声明了我们实施项目的初衷和立场：研究会是非盈利性质的民间科研组织，在吉沙实施的项目以扶贫为目的。研究会的项目有三个基本原则：代表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利益关注当地的生计问题；代表科学的观点关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代表环保工作者的观点关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研究会在吉沙的项目与公司的项目不一样，公司在之前与乡政府签订的千湖山开发项目不是研究会能否在吉沙村实施扶贫项目的先决条件。
　　气氛很不友好，班杰明在后面不停地拉我的衣角，但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开发商会把一个代表当地利益的扶贫项目看作是威胁？他们害怕什么？
　　最后：乡政府从中协调，认为公司以商业活动为目的，研究会以扶贫和生态研究为目的：双方的目的并没有矛盾和冲突。为了支持研究会与吉沙村民之间的协议能得到公证，乡政府为吉沙村生态文化旅游项目开具了乡政府的介绍信。

小谢：告别吉沙，但我的心告诉我，我们还会回来的，为了那些善良的人们
　　9月初，许老师要我返回昆明办理去德国的手续，并汇报绿绒蒿项目的进展。我已经疲惫了，不禁开始想念做植物学实验的简单日子。我得先期离开吉沙一段时间了，可心里却有做逃兵的感觉。
　　李波说我不能躲避现实，只有在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背后才能找到隐藏着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原来就生活在现实里，能躲到哪里去呢？我想如果要我通过吉沙项目来对自己将来的研究方向做出取舍，将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在丽江买到一本2001年的《华夏人文地理杂志，其中的《山告诉你》一文，让我读得感慨万千，尤其是文章最后写到："如果有一天生态灾难爆发，投资商可以走，游客可以不来，走不了的是无辜的山里人，他们仍然要生活在这里，独自承担灾难的后果。"这句话与我们对吉沙命运的焦虑与不安不谋而合。我们将这篇文章复印了很多份，连同原刊物一起交给村民，我说也许目前村里没有人看懂这篇文章到底在讲些什么，10年后，也许只需要5年的时间，我相信村里肯定会有人知道这篇文章早就在提示他们了。
　　李波的眼睛红红的，在我们告别吉沙的时候，他跟鲁茸、农布和朋友们说："这段时间可能是我们催得太紧，让村民夹在我们和开发商之间左右为难，这种局面我们也很被动。马上要收青稞了，事情放放也好，村民们有时间可以想想他们到底想做什么？我和小谢离开一段时间，也好好总结一下8个月来我们碰到的问题。如果村民最后决定要放弃CBIK这个项目，我们尊重你们的意见。从个人角度来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吉沙村和村民需要，我和小谢都会尽力帮助大家的。"
　　回想做项目以来，我觉得自己第一次真正从书本知识中走了出来，感受到最底层劳动人民在发展与保护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上的犹豫与徘徊，体会到那种为生活奔波而产生的锱铢必争的窘迫以及无论什么样的利益驱动都难以割舍的亲情。
　　该告别了，农布家送了我一大包青棵炒面和一大砣奶渣，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回来。与鲁茸家告别时，抱着鲁茸的妻子我泣不成声。从初识吉沙到融人吉沙已近两年，我早已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现在要分开一段时间了，而且是在这么被动与无奈的情况下，不知道吉沙美丽的环境究竟该由谁来主宰的担忧以及几个月来的紧张疲惫，让我觉得自己的坚强就要跨掉了。离开吉沙的路上，我一直在流泪，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要尊重自己的劳动与感情，也要尊重别人的意愿与选择。

李波：吉沙接受了开发商的一个含糊的合同
　　11月中旬小谢到澳大利亚探亲：Kiran22日也将返回美国，我很快成为光杆司令,心里多少有些惆怅。北京的全球环境基金第三届世界成员大会结束后,我回到吉沙村，一是了解招待所的地基情况,二是为了划拨项目资金，需要请村民项目委员会开设一个银行帐户。
　　我似乎已经习惯了每次到村里都是好消息与坏消息相伴。好消息是，招待所的地基已基本完成，90％的村民自愿参加采伐木材和沙石。村里的木匠将利用冬天的时间完成梁柱的加工，只待春季来临即可动工舂墙。
　　坏消息是，两个社长不愿参与集体帐户的申请，但其他村民表示，即使是两个社长不参加，他们也要把帐户申请到。
　　在拉土培措家，他破天荒给我看了他和少数村民与开发商签的土地承包和转让协议。土地承包40年，与大多数村民同意只签3年的合同大相径庭，头3年每年付5万元。但是没有提及3年后的财务安排，更没有40年一共支付多少承包金额，当然也没有付款违约的责任条款。在签名栏中86户400多人的吉沙村民只有寥寥四五个人按了手印。在1998年颁布的《乡村组织法》和2002年8月颁布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均明确规定：村中大事须经村民大会三分之二的代表或村民三分之二户数的同意方可通过。不知这样的合同有谁来维护村民未知的权利？此外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章第五条第六条、第二章第十二条、第三章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这个合同也是可疑的，极不利于村民。
　　经历了8个月的磨难，我己开始调整心志，对吉沙项目的前途不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项目最终是吉沙村民的，那么抉择权也应该是他们的。只要大多数人有信心把项目做下去，我就愿意陪他们做下去。

李波：水龙头事件
　　地基完成了，村民们从远处引来了水管，并安上了一个崭新的水龙头。深秋的早晨，高原的太阳慷慨得让人不忍。想象着房子完工后的样子，我心里暖和得似背上的阳光一样。看着远处的哈巴雪山，主峰是那么辽远而亲切。但那一夜我睡得不好，吉沙的秋夜已开始急速降温，压上两个藏式羊毛毯，重得不能翻身还是觉得冷，好像吉沙的寂静也上冻了。
　　清晨，我在半睡半醒中感觉着主人一家的每一个动作。男主人的香烧了，圣水浸入了佛龛，奶奶已经把牛赶出院子，女主人收拾了火塘，抱回了柴火，屋内有了热气和火烟。家里的两个小女孩开始用藏族独有的花腔和母亲斗嘴，不久热气腾腾的酥油茶也打好了。起床后，我在火塘边坐下，抓起盛满酥抽茶的碗，吹开薄薄的酥抽，一大口茶流过嗓子眼，全身为之一震；每个细胞都醒了。
　　多吉是修建招待所的大师傅。没见他进屋，人却已经站在我面前。看上去他极不高兴，他支吾着说："我们的水龙头昨晚被人偷了。"我没加思索就回应道："一个水龙头几块钱，我们再买一个，这点小事没有必要那么不高兴。"但多吉的回答让我心情开始沉重起来。
　　原来水龙头被偷后，流了一夜的水开始浸入墙基。现在还拿不准究竟水是否已经渗透进墙的基础。留在墙基脚的水在这样的季节已经不可能蒸发，会成为明年畜墙的一个隐患。多吉说，他拿不准这只是一般的偷盗，还是别有用心。我对技术上的担心还是次要的：但多吉的后一句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真有那么复杂吗？人心毕竟都是肉长的吧！
　　后来发生的事情，到现在都让我心存感激。两大后，吉沙出去的大活佛不知怎么知道了水龙头的事，他决定选个好日子到吉沙看望乡亲们，倡议和睦的邻里关系和保护自然的环境道德。
　　那天，吉沙的村口轻烟缭绕，小孩们都穿上了盛装，老人也己提前梳头洗面在村口等待。活佛所到之处，没有喧哗，没有拥挤。在活佛面前，礼仪和次序是如此苍白的概念。村民平日里最火爆的性格现在也变得异常的谦卑，那些最"不讲道理的人"的也显露出如此通情达理的另一面。衡量人与人的关系似乎又回到了从前，那就是敬畏和友善。活佛一一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给刚出生的小孩命名，给老人晚年的祝福。村民鱼贯地从活佛身旁经过，接受摸顶。活佛在吉沙短短一个小时里，吉沙人之间的猜忌好像都因没有了生存的土壤而窒息。活佛走了，久久不愿离去的村民还遥望他远去的背影。
　　活佛摸顶时我藏在二楼，担心我的出现会打扰他们的交流。我仿佛是迷路的过客，眼前太快太多的场景让我不知身置何地。那种人与其归属的亲近好像瞬间融化了几个月来堵在我胸口的冰，我也从没怀疑过吉沙人有自己的做人的道理，他们在这一刻无声地证明着他们的价值观、宇宙观和他们珍视的东西。我开始理解他们对千湖山上的神山圣湖的牵挂和倾注的感情，10个月来对我的所有是是非非在这一刻都被完全地放下了。我想我们在吉沙的梦，与吉沙人所珍视的传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与我所崇敬的活佛所代表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使我的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这里的人们那么贴近过。

游遍藏区

非常用心的一篇文章，用亲身经历阐述了目前旅游事业必需面对，且应该尽快着力解决的很多问题。
只看第一篇就感觉非常好，得慢慢仔细看完。

游遍藏区

终于还是忍不住坚持把它基本看完了。
在云南的很多扶贫项目都进行得非常困难，最大的原因就是当地村民的意识和文化差异，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妥善解决的事情。
坚持这么久真不容易，祝福你们，祝你们的梦想早日实现！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8-29 3:57:34编辑过]

colliewp

虽然旅游说上去是无烟工业，但在背后，却有很多人们看不到的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利益纷争。。。。。。
我们常常在哀叹旅游破坏了环境和原生地文化，但其实我们也是其中一员。我们做不了别的，只希望自己能在旅游的时候把对当地的影响降到最低

大麦

很好的内容，谢谢作者和楼主，我抽空再自信看一遍。

我们在和CI合作观鸟活动，8月中旬还出去露营观鸟一次